評論「武士道」
雅帆在網誌53談論對「武士道精神」的感想;海遠也在本文提出一些對「武士道」的另類觀點。
日本政治在歷史上其實都是「軍閥割據」,地區的軍閥稱為「國主」或「藩主」;軍閥中實力最强的會建立「幕府」,以「盟主」或「霸主」的身分號令諸侯,「天皇」祇是「虛君」。「藩主」又把土地分賞給得力助手 —「武士」— 管理;武士平時負責向農民徵粮,有事則組織農民成為作戰軍隊。因為經常要上戰場,武士都需要練就一身「刀劍弓馬」的戰鬥本領。
因此,在日本傳統社會中,祇有「藩主」和「武士」之間,才有「主僕忠義」的觀念;一般下層農民是「被剝削者」,不會對誰特別効忠,祇會為錢出賣勞力。在上層的「天皇、幕府、藩主」之間,卻是把玩另一種「權術遊戲」。可以說,「武士道」是日本傳統社會「中層管理人」(Middle Manager) 的遊戲規範。
十五世紀中葉(1450年前後),足利家族的「室町幕府」權力崩潰,日本進入「戰國時代」;各地群雄並起,互相兼并,武士生涯亦進入大起大落的時期。勝利者會沒收失敗者的土地,分賞給有戰功的軍人,新的「武士」遂應運誕生。失敗的武士,高級的多會被逼剖腹自殺;低級的就會被放逐,成為一無所有的「浪人」,他們空有一身武藝,卻祇能隱姓埋名,或淪為盗賊刺客、或流落遠地開荒、或另投新主再由兵卒從新做起。雅帆說到黑澤明電影《七俠四義》(Seven Samurai) 的主角,就是敍述一個「浪人武士」的俠義故事。
黑澤明的另一套電影大製作《亂》(Ran),就是訴說一個著名的日本戰國故事。話說「甲斐國」的領主「武田信玄」(Takeda Shingen),建立了一支訓練精良、紀律嚴明的馬、步軍隊,並以「風林火山」四字為用兵要訣:「疾如風;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出自《孫子兵法軍爭篇》)。武田軍的馬隊所向無敵,但卻在一次會戰中,被名不經傳的對手「織田信長」(Oda Nobunaga) 消滅了。
原來,葡萄牙商船於1543年第一次到訪日本,帶來了「火槍」。織田信長留意到並大量引入這「新玩意」,以裝備軍隊,但未經實戰考驗。直至1575年的「長篠會戰」,織田的「火槍隊」大破武田的「馬隊」。誠然,武田的軍隊,是接受嚴格訓練的「武士軍團」,但祇擅用傳統「刀劍弓馬」;相反,織田的軍隊,祇是一支拉集而成的雜牌「農民軍」,卻配置「銳利新武器 — 火槍」。也可以說,這是「科技」為「武士」敲破第一響喪鐘。畢竟,一身「東瀛傳統武藝」,亦不敵一支「西洋現代火槍」,這就是黑澤明電影《亂》的主題。及至明治維新,全面使用洋鎗火炮,「科技」為「武士」敲完最後一響喪鐘;亦是電影《最後武士》(The Last Samurai) 的主題。
從電影回歸歷史,織田的火槍隊成了新常勝軍;但在進軍京都路上,織田的家臣「明智光秀」叛變,織田於本能寺自殺(1582年)。經過又一輪混戰後,「豐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 勝出,以大阪為根據地,建築「大阪城」,並逐漸統一日本。但豐臣秀吉早死(1597年),其時兒子尚幼,遂向幾名軍政大臣「託孤」;「德川家康」(Tokugawa Ieyasu) 為豐臣秀吉的重要盟友,是「託孤」的對象之一。
豐臣秀吉一死,德川家康立即返回根據地「江户」(今之東京),起兵攻打豐臣家族,兵圍大阪城。豐臣秀吉生前處心積慮,建城時銳意要確保大阪城為「攻不破的城堡」,故此城池特別深厚,不易攻陷。德川軍圍攻大阪幾年,最後又得引入另一種西洋科技 —「大炮」;1615年,終於攻破大阪城,盡滅豐臣家。
德川家康擊敗豐臣家的盟友後,便在江户設立幕府,統治全國,並遙控遠在京都的天皇。為了保障德川家族的權力永固,他對諸藩定下嚴密的監控,指定各藩主都要把部份家人留在江户作人質,並規限各藩主要定期到江户參覲,嚴限各藩主的行政和財政權力。 為了壓抑戰國時期日本社會上好勇鬥狠的民風,他又提倡「重文輕武」,並頒下「禁武令」,武士的配劍祇能作為裝飾之用,嚴禁私人格鬥。
雅帆在網誌53 提及一套日本電影《忠臣藏》,其故事就是在此背景發生。元祿十四年(1702年),在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治下,赤穗藩主「淺野長矩」在江户城內,與另一朝臣「吉良義央」發生爭吵,拔刀刺傷對方。幕府乘機削藩,並迫淺野自殺;被削藩後的赤穗家臣,頓成無主的「浪人」。其中四十七人相約為主復仇,在家老「大石內藏助」的領導下潛入江户城攻打吉良家,取其首級並到故主墳前致祭,然後向幕府自首。幕府對此事又玩弄兩面手段:一方面判決四十七人剖腹自殺;另一方面又稱許他們為「義士」。
長久以來,《忠臣藏 — 赤穗四十七浪士》成為日本歷史歌頌的浪漫故事,皆因它突顯了「戰國武士」和「江户武士」的分別。在戰國年代,武士是一種職業,殺人是其工作,為求成功,可以不擇手段。舉例來說,戰國時代兩個最成功的人物 — 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 — 都是以權謀得天下:先有豐臣秀吉陷織田信長於自殺境地,惹得「謀殺故主」的嫌疑;後有德川家康攻打豐臣家族,亦負上「背信棄義、欺壓孤兒寡婦」的罪責。可以說,在戰國年代,武士仍未成為「道」。
江户時代,在「德川幕府」的打壓下,藩主都萎縮了;武士階層雖更無所作為,但他們仍在吃公糧。在和平時期,勇武既然已非必要,作為「非生產階層」的武士,必須另找一點哲學理論,例如「忠義」等概念,以向供養他們的「庶民階層」交代其存在價值。因此,「武士」在江户時代,才寫成為「道」。「赤穗浪人」就是在此壓力情況下,適時實踐了這些理論,因此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讚賞。其實,武士都是凡人,在平常時期,很多武士都是拿著公糧,跑到「歌舞伎町」(今東京新宿站東口所在地)去吃喝玩樂。
簡單的說,「武士道」並不曾規範武士如何去争取成功(可以不擇手段);但卻有規範武士如何尊嚴地去面對失敗。畢竟,儒家和佛教都不會教人如何去「殺戮」;但兩者都有教人怎樣去面對「死亡」。因此,「武士道」祇可視為一種「戰爭哲學」;而不應視為一種「普世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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