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帆在網誌53談論對「武士道精神」的感想；海遠也在本文提出一些對「武士道」的另類觀點。

日本政治在歷史上其實都是「軍閥割據」，地區的軍閥稱為「國主」或「藩主」；軍閥中實力最强的會建立「幕府」，以「盟主」或「霸主」的身分號令諸侯，「天皇」祇是「虛君」。「藩主」又把土地分賞給得力助手 —「武士」— 管理；武士平時負責向農民徵粮，有事則組織農民成為作戰軍隊。因為經常要上戰場，武士都需要練就一身「刀劍弓馬」的戰鬥本領。

因此，在日本傳統社會中，祇有「藩主」和「武士」之間，才有「主僕忠義」的觀念；一般下層農民是「被剝削者」，不會對誰特別効忠，祇會為錢出賣勞力。在上層的「天皇、幕府、藩主」之間，卻是把玩另一種「權術遊戲」。可以說，「武士道」是日本傳統社會「中層管理人」(Middle Manager) 的遊戲規範。

十五世紀中葉(1450年前後)，足利家族的「室町幕府」權力崩潰，日本進入「戰國時代」；各地群雄並起，互相兼并，武士生涯亦進入大起大落的時期。勝利者會沒收失敗者的土地，分賞給有戰功的軍人，新的「武士」遂應運誕生。失敗的武士，高級的多會被逼剖腹自殺；低級的就會被放逐，成為一無所有的「浪人」，他們空有一身武藝，卻祇能隱姓埋名，或淪為盗賊刺客、或流落遠地開荒、或另投新主再由兵卒從新做起。雅帆說到黑澤明電影《七俠四義》(Seven Samurai) 的主角，就是敍述一個「浪人武士」的俠義故事。

黑澤明的另一套電影大製作《亂》(Ran)，就是訴說一個著名的日本戰國故事。話說「甲斐國」的領主「武田信玄」(Takeda Shingen)，建立了一支訓練精良、紀律嚴明的馬、步軍隊，並以「風林火山」四字為用兵要訣：「疾如風；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出自《孫子兵法軍爭篇》)。武田軍的馬隊所向無敵，但卻在一次會戰中，被名不經傳的對手「織田信長」(Oda Nobunaga) 消滅了。

原來，葡萄牙商船於1543年第一次到訪日本，帶來了「火槍」。織田信長留意到並大量引入這「新玩意」，以裝備軍隊，但未經實戰考驗。直至1575年的「長篠會戰」，織田的「火槍隊」大破武田的「馬隊」。誠然，武田的軍隊，是接受嚴格訓練的「武士軍團」，但祇擅用傳統「刀劍弓馬」；相反，織田的軍隊，祇是一支拉集而成的雜牌「農民軍」，卻配置「銳利新武器 — 火槍」。也可以說，這是「科技」為「武士」敲破第一響喪鐘。畢竟，一身「東瀛傳統武藝」，亦不敵一支「西洋現代火槍」，這就是黑澤明電影《亂》的主題。及至明治維新，全面使用洋鎗火炮，「科技」為「武士」敲完最後一響喪鐘；亦是電影《最後武士》(The Last Samurai) 的主題。

從電影回歸歷史，織田的火槍隊成了新常勝軍；但在進軍京都路上，織田的家臣「明智光秀」叛變，織田於本能寺自殺(1582年)。經過又一輪混戰後，「豐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 勝出，以大阪為根據地，建築「大阪城」，並逐漸統一日本。但豐臣秀吉早死(1597年)，其時兒子尚幼，遂向幾名軍政大臣「託孤」；「德川家康」(Tokugawa Ieyasu) 為豐臣秀吉的重要盟友，是「託孤」的對象之一。

豐臣秀吉一死，德川家康立即返回根據地「江户」(今之東京)，起兵攻打豐臣家族，兵圍大阪城。豐臣秀吉生前處心積慮，建城時銳意要確保大阪城為「攻不破的城堡」，故此城池特別深厚，不易攻陷。德川軍圍攻大阪幾年，最後又得引入另一種西洋科技 —「大炮」；1615年，終於攻破大阪城，盡滅豐臣家。

德川家康擊敗豐臣家的盟友後，便在江户設立幕府，統治全國，並遙控遠在京都的天皇。為了保障德川家族的權力永固，他對諸藩定下嚴密的監控，指定各藩主都要把部份家人留在江户作人質，並規限各藩主要定期到江户參覲，嚴限各藩主的行政和財政權力。 為了壓抑戰國時期日本社會上好勇鬥狠的民風，他又提倡「重文輕武」，並頒下「禁武令」，武士的配劍祇能作為裝飾之用，嚴禁私人格鬥。

雅帆在網誌53 提及一套日本電影《忠臣藏》，其故事就是在此背景發生。元祿十四年(1702年)，在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治下，赤穗藩主「淺野長矩」在江户城內，與另一朝臣「吉良義央」發生爭吵，拔刀刺傷對方。幕府乘機削藩，並迫淺野自殺；被削藩後的赤穗家臣，頓成無主的「浪人」。其中四十七人相約為主復仇，在家老「大石內藏助」的領導下潛入江户城攻打吉良家，取其首級並到故主墳前致祭，然後向幕府自首。幕府對此事又玩弄兩面手段：一方面判決四十七人剖腹自殺；另一方面又稱許他們為「義士」。

長久以來，《忠臣藏 — 赤穗四十七浪士》成為日本歷史歌頌的浪漫故事，皆因它突顯了「戰國武士」和「江户武士」的分別。在戰國年代，武士是一種職業，殺人是其工作，為求成功，可以不擇手段。舉例來說，戰國時代兩個最成功的人物 — 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 — 都是以權謀得天下：先有豐臣秀吉陷織田信長於自殺境地，惹得「謀殺故主」的嫌疑；後有德川家康攻打豐臣家族，亦負上「背信棄義、欺壓孤兒寡婦」的罪責。可以說，在戰國年代，武士仍未成為「道」。

江户時代，在「德川幕府」的打壓下，藩主都萎縮了；武士階層雖更無所作為，但他們仍在吃公糧。在和平時期，勇武既然已非必要，作為「非生產階層」的武士，必須另找一點哲學理論，例如「忠義」等概念，以向供養他們的「庶民階層」交代其存在價值。因此，「武士」在江户時代，才寫成為「道」。「赤穗浪人」就是在此壓力情況下，適時實踐了這些理論，因此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讚賞。其實，武士都是凡人，在平常時期，很多武士都是拿著公糧，跑到「歌舞伎町」(今東京新宿站東口所在地)去吃喝玩樂。

簡單的說，「武士道」並不曾規範武士如何去争取成功(可以不擇手段)；但卻有規範武士如何尊嚴地去面對失敗。畢竟，儒家和佛教都不會教人如何去「殺戮」；但兩者都有教人怎樣去面對「死亡」。因此，「武士道」祇可視為一種「戰爭哲學」；而不應視為一種「普世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