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常自詡為「禮義之邦；文明古國」，但中國遊客的行為舉止在西方國家卻常被批評為「不文明；沒禮貌」，究竟甚麽是「禮」？

在《禮記》〈大同小康篇〉談到：「大人世及以為禮」；在《禮記》〈曲禮上篇〉則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從這兩句引申，海遠認為「禮」是周朝時的一套官爵俸祿制度，是君主用以管理「士大夫」階層的手段；用現代的術語，「禮」就是「蘿蔔」，運用增減蘿蔔的數量，已足以控制「士大夫」。對於「庶人」階層，則根本沒有蘿蔔供應，祇有「大棒」— 刑罸 — 侍候。

據說儒家的先祖，是周朝的貴族，但因為各種原因，例如庶出子弟、封地兼拼等，某些貴族子弟日漸沒落了，他們徘徊在主流權力的邊緣，但又不願降格為「庶人、農民」。他們一般都受過教育，學會「處理文字」，亦懂得「典章制度」；憑藉著這些技能，他們可以在朝廷做中下級官吏、在貴族大宅當管家、或在民間擔任祝祭事宜的主持人等。因此，儒家可以說是「文字」和「禮儀」的專家；他們雖已被排擠在主流權力的邊緣，但仍自視為貴族之後，講「禮」不講「刑」。

孔子被稱為「至聖」，是因為他在「禮」之上加了一個「仁」字；孟子被稱為「亞聖」，是因為他在「禮」之上加了一個「義」字。

孔子論仁，見於《論語》很多章句，但其實祇是各自表述，都說得含糊不清。孟子論義，卻簡單直接，包括：「浩然之氣」和「大丈夫」；再加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幾句，就成為「儒家風骨」的代表。

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家雖然不受重用，但作為「文字工作者」和「貴族子弟的老師」，他們仍可找到生存空間。孔子提倡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都是貴族子弟的增值課程；一般農民子弟，除了「汗滴禾下土」以外，那有多餘時間和金錢，去學習這些高檔的玩意。雖然如此，但孔子仍是把「貴族教育」稍改為「平民化」的第一人。

到了漢代，「紙」和「筆」兩大當代科技的結合，創做了新一浪的「文字文明」。儒家的專業 — 文字工作 — 得到帝皇的賞識，至令「獨尊儒術」；官僚統治不再交由「貴族血統」階層所獨佔，更多是由「文字能力」的考試所選拔，儒家成了官僚的主流。

「禮」不再是「大人世及」的封建規矩，而改為在絕對皇權底下的「君臣、父子、夫婦」等規範。因為「官僚」可以來自布衣，「禮」也漸下於「庶人」；當然「刑」也上及「大夫」了。但「禮」仍主要是適用於「官僚階層」，漢以後亦復如此。

及至「明、清」兩代，皇權都用了殘暴「不仁」的手法來打擊儒家的「義」，唯獨尊重「君臣之禮」。「讀書人」受到極大的壓力，於是便把壓力轉移發洩；由「君權」延伸出去的「父權、夫權」等，便將儒家扭曲為「吃人的禮教」。

清末民初，西學傳入，皇權崩潰；學者(中國的？抑或日本的？)將西方的 polite 一字用漢語繙譯為「禮貌」，但這中西兩詞的意義確實有點不同。

中國的「禮」，帶有濃厚的「尊卑」成份；西方的 polite，源自「poly」，是指「一群平等人在公共場所的行為規範」。而「平等」、「公共」兩個概念，是中國文化所缺乏的；或許可以這麼說，「平等」、「公共」這些概念，祇存在於中國《禮記禮運篇》的大同理想境界。自「六君子」以後，「禮」的本質已改變了；西方人說中國人「不禮貌」，祇是因為彼此對「禮」的定義稍有不同的緣故。

海遠再舉一例：記得年幼時，父親是一個小商販個體户，每逢過年過節便要為一事煩惱，他要向一些管轄他的低級官員「送禮」。這個「禮」字，才符合中國的「國情」：即所謂「禮多人不怪」；既然不怪責，自然就沒有「刑」來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