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禮」
中國常自詡為「禮義之邦;文明古國」,但中國遊客的行為舉止在西方國家卻常被批評為「不文明;沒禮貌」,究竟甚麽是「禮」?
在《禮記》〈大同小康篇〉談到:「大人世及以為禮」;在《禮記》〈曲禮上篇〉則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從這兩句引申,海遠認為「禮」是周朝時的一套官爵俸祿制度,是君主用以管理「士大夫」階層的手段;用現代的術語,「禮」就是「蘿蔔」,運用增減蘿蔔的數量,已足以控制「士大夫」。對於「庶人」階層,則根本沒有蘿蔔供應,祇有「大棒」— 刑罸 — 侍候。
據說儒家的先祖,是周朝的貴族,但因為各種原因,例如庶出子弟、封地兼拼等,某些貴族子弟日漸沒落了,他們徘徊在主流權力的邊緣,但又不願降格為「庶人、農民」。他們一般都受過教育,學會「處理文字」,亦懂得「典章制度」;憑藉著這些技能,他們可以在朝廷做中下級官吏、在貴族大宅當管家、或在民間擔任祝祭事宜的主持人等。因此,儒家可以說是「文字」和「禮儀」的專家;他們雖已被排擠在主流權力的邊緣,但仍自視為貴族之後,講「禮」不講「刑」。
孔子被稱為「至聖」,是因為他在「禮」之上加了一個「仁」字;孟子被稱為「亞聖」,是因為他在「禮」之上加了一個「義」字。
孔子論仁,見於《論語》很多章句,但其實祇是各自表述,都說得含糊不清。孟子論義,卻簡單直接,包括:「浩然之氣」和「大丈夫」;再加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幾句,就成為「儒家風骨」的代表。
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家雖然不受重用,但作為「文字工作者」和「貴族子弟的老師」,他們仍可找到生存空間。孔子提倡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都是貴族子弟的增值課程;一般農民子弟,除了「汗滴禾下土」以外,那有多餘時間和金錢,去學習這些高檔的玩意。雖然如此,但孔子仍是把「貴族教育」稍改為「平民化」的第一人。
到了漢代,「紙」和「筆」兩大當代科技的結合,創做了新一浪的「文字文明」。儒家的專業 — 文字工作 — 得到帝皇的賞識,至令「獨尊儒術」;官僚統治不再交由「貴族血統」階層所獨佔,更多是由「文字能力」的考試所選拔,儒家成了官僚的主流。
「禮」不再是「大人世及」的封建規矩,而改為在絕對皇權底下的「君臣、父子、夫婦」等規範。因為「官僚」可以來自布衣,「禮」也漸下於「庶人」;當然「刑」也上及「大夫」了。但「禮」仍主要是適用於「官僚階層」,漢以後亦復如此。
及至「明、清」兩代,皇權都用了殘暴「不仁」的手法來打擊儒家的「義」,唯獨尊重「君臣之禮」。「讀書人」受到極大的壓力,於是便把壓力轉移發洩;由「君權」延伸出去的「父權、夫權」等,便將儒家扭曲為「吃人的禮教」。
清末民初,西學傳入,皇權崩潰;學者(中國的?抑或日本的?)將西方的 polite 一字用漢語繙譯為「禮貌」,但這中西兩詞的意義確實有點不同。
中國的「禮」,帶有濃厚的「尊卑」成份;西方的 polite,源自「poly」,是指「一群平等人在公共場所的行為規範」。而「平等」、「公共」兩個概念,是中國文化所缺乏的;或許可以這麼說,「平等」、「公共」這些概念,祇存在於中國《禮記禮運篇》的大同理想境界。自「六君子」以後,「禮」的本質已改變了;西方人說中國人「不禮貌」,祇是因為彼此對「禮」的定義稍有不同的緣故。
海遠再舉一例:記得年幼時,父親是一個小商販個體户,每逢過年過節便要為一事煩惱,他要向一些管轄他的低級官員「送禮」。這個「禮」字,才符合中國的「國情」:即所謂「禮多人不怪」;既然不怪責,自然就沒有「刑」來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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