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遠看完雅帆寫的網誌255〈圓明園的盗竊畫卷〉，深感英國的「博物館文化」博大精深，現引述該文一段如下：

〝‥‥《女史箴圖》的唐代臨摹本，於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被服役於「東印度公司」(East Asia Company) 的英印騎兵隊大尉「基勇松」(1870–1937；Captain Clarence Johnson of the 1st Bengal Lancers) 所取得，據說因為當時他在北京保護一名貴婦及其家庭成員的安全而獲餽贈，但基勇松對該畫卷的價值毫不知情。他於1902年回到倫敦，將畫卷拿到大英博物館，為畫卷上的一個玉畫扣 (jade toggle) 估值，當時館中繪畫部門負責人「Sidney Colvin」和助手「Laurence Binyon」已認知該畫卷的真正價值，最後基勇松於1903年僅以25英鎊賣給大英博物館。其後，大英博物館曾邀請日本專家修復畫卷，但日本人並不精通國畫的修復技術，修復後畫卷無法再卷上，祇能攤平展覽。‥‥〞

從這一小段文字，我們可以知道，英國不同範圍的專業人仕，不獨對中國的「地理、軍政」等有詳盡調查，亦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深厚的認識。反過來說，1900年代的大清官員，除了幾個「留學生」之外，又對「西方文明」有多少認識？(說來慚愧，海遠對顧愷之的《女史箴圖》毫無認識。)

對於歷史文物，西方人非常重視，中國人則毫不在意，這使海遠想起一門「敦煌學」如何在西方興起；當然，對中國來說，則是一場「文物浩劫」，以下是引述自《國學 敦煌百年 海外敦煌網頁》一篇題為〈敦煌劫寶錄〉的文章，網址是–
http://www.guoxue.com/zt/dunhuang/abroad/rob/dhjbl.htm。

【引述開始】

「敦煌劫寶錄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當西方列強瓜分長江南北的大片領土的時候，在中國的西北地區，帝國主義國家也開始了一場掠奪、瓜分中國古物的競爭。

起先，人們並不知道沙漠的深處和殘破的洞窟、城堡當中埋有豐富的古物。但為了爭取或擴大在新疆的勢力範圍，佔領印度的英國和侵占中亞大片土地的沙皇俄國，分別派出探險隊進入新疆，如1870年和1873年英國的弗賽斯 (T.D. Forrsyth) 使團，1887年英國的榮赫鵬 (F.E. Younghusband) 探險隊，1870至1885年間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 (N.M. Przheval’skii) 組織的四次探險，足跡遍及新疆、甘肅、蒙古、西藏的許多地方，他們沿途也收集了不少古代文物。但這些探險的主要目的，是攫取各種軍事情報，了解當地的政情和測繪地圖，探查道路，為將來可能進行的軍事行動打基礎。

1889年，一個名叫鮑威爾 (H. Bower) 的英國大尉，在庫車附近的一座廢佛塔中，偶然得到了一批梵文貝葉寫本，當時在印度的梵文學家霍恩雷 (RA F. Hoernle) 博士，鑑定出這是現存最古的梵文寫本，於是，新疆出土文物的重要學術價值，很快就為歐洲學術界得知。與此同時，法國的杜特伊．德．蘭斯 (Dutreuil de Rhins) 探險隊，也在1890–1895年間的新疆考察中，從和田地區買到了同樣古老的佉盧文貝葉本《法句經》，大大刺激了歐洲日益興盛的東方學研究。

1899年，羅馬召開了第12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會上，在俄國學者拉德洛夫 (W. Radloff) 的倡議下，成立了“中亞與遠東歷史、考古、語言、人種探察國際協會”，本部設在俄國的首都聖彼得堡，並在各國設立分會，以推動在中國西北的考古調查。此後，各國紛紛派出考察隊進入新、甘、蒙、藏等地區，把攫取沙漠廢墟、古城遺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作為他們的主要目的。其中比較著名的有：

俄國科茲洛夫 (P.K. Kozlov) 1899–1901年的中亞探險，特別是他1908年對甘肅居延附近西夏古城黑城子的發掘；

俄國奧登堡 (S.F. Oldenburg) 1909－1910年、1914－1915年的兩次新疆、甘肅考古調查；

英國斯坦因 (M.A. Stein) 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5年的三次中亞探險，他涉獵的地域最廣，收穫也最多；

瑞典斯文赫定 (Sven Hedin) 1899–1902年的中亞考察，發現了樓蘭古國遺址；

普魯士的格倫威德爾 (A. Grunwedel) 和勒柯克 (A. von Le Coq) 率領的吐魯番考察隊，1902–1903年、1903–1905年、1905–1907年、1913–1914年四次調查發掘，重點在吐魯番盆地、焉耆、庫車等塔里木盆地北沿綠洲遺址；

法國伯希和 (P.P–Elliot) 1906–1909年的新疆、甘肅考察；

芬蘭曼涅爾海姆 (C.G.E. Mannerheim) 1906–1908年的考察；

日本大谷光瑞1902–1904年、1908–1909年、1910–1914年三次派遣的中亞考察隊。

數不清的中國古代珍貴文物，被他們掠走，入藏於各個國家的圖書館或博物館。在這場浩劫中，敦煌藏經洞的文獻和文物，也沒有逃過他們的魔爪。

第一個來敦煌盜竊藏經洞文獻的外國探險者是斯坦因，他原籍匈牙利，後來在英國所屬的印度政府供職，他是考古學家，但不懂漢語，在1907年前往敦煌以前，他已經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和田、尼雅、樓蘭等地許多古遺址進行過發掘，盜取了大量文物和古代寫本，有相當多的陰謀技倆。早在1902年，斯坦因就從他的同鄉好友、匈牙利地質學家拉喬斯．洛克濟 (Lajos Loczy) 那裡，聽說過敦煌莫高窟的精美壁畫和雕塑。所以，在他第二次中亞探險過程中，樓蘭的發掘工作一結束，就沿羅布泊南的古代絲綢之路，穿過庫姆塔格沙漠，於1907年3月16日來到敦煌。

不久，斯坦因從一個烏魯木齊商人那裡聽說，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數年前偶然發現了一間藏有大量古代寫本的石室，於是，斯坦因立即出發，來到莫高窟找王道士。這時，王道士為了籌集修整洞窟的經費，到別處化緣去了。一個小和尚給他看了一卷精美的寫經，斯坦因雖然不懂漢文，但從外觀上已經感覺到這種寫本一定很古老。他知道一定得等到王道士回來才能見到大批的寫本，所以就抓緊時間返回敦煌縣城，僱了一批工人，先去挖掘敦煌西北長城鋒燧遺址，獲得了大批漢代簡牘。

6月21日，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王道士已從外面回來了，並且用磚塊代替木門，堵住了藏經洞的入口，正不安地等待著斯坦因的到來。斯坦因通過他的中文翻譯蔣師爺(名孝琬)，和王道士進行了初次接觸。蔣師爺表示了斯坦因想看看這批寫本，並有意用一筆捐款幫助道士修理洞觀，以此來換取一些寫本。王道士明知藩台衙門有封存遺書的命令，又害怕讓老百姓知道了對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所以猶豫不決，沒敢馬上答應。斯坦因當然不會死心，於是在莫高窟支起帳篷，作長期停留的打算，並開始考察石窟，拍攝壁畫和塑像的照片。

斯坦因對王道士正在努力興修的洞窟感興趣，使王道士很興奮，他答應帶著斯坦因等人參觀一遍洞窟的全貌，還根據《西遊記》一類的唐三藏取經故事，指點著一幅壁畫，給斯坦因講上面畫的就是玄奘站在一條激流的河岸旁，一匹滿載著佛經卷子的馬站在一旁，一隻巨龜向他們游來，想幫助他把從印度取來的神聖經典運過河去。這恰好給為尋找古代遺址而深入鑽研過玄奘《大唐西域記》的斯坦因帶來了靈感。

經過蔣師爺的幾次交涉，一天夜裡，王道士終於拿出了一卷寫經，借給斯坦因研究研究。使斯坦因異常高興的是這卷漢文寫經，正好是玄奘署名翻譯的一部佛教經典。於是，斯坦因就自稱是從遙遠的印度來的佛教信徒和玄奘法師的追隨崇拜者，他之所以在這一天看到了玄奘帶回並翻譯的佛經，完全是因為玄奘的安排，目的是讓他把這些印度已經不存在的經書送回原來的地方。斯坦因的這番鬼話對於這個虔誠愚昧的道士比金錢還靈，很快就起了作用，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經洞的磚牆，藉著王道士的油燈亮光，斯坦因走進了這個堆滿寫本的洞窟。

當時，藏經洞的寫本還沒有大量流散，斯坦因要想和他的中文助手蔣孝琬在洞窟中做翻檢工作是不可能的，王道士也怕這樣會引起旁人的注意。於是，每天夜裡，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寫本，拿到附近的一間小屋裡，讓斯坦因和蔣孝琬翻閱檢選，由於數量龐大，斯坦因放棄了給每個寫本都編出目錄的打算，只從他的考古學標準出發，盡可能多、盡可能好地選擇寫本和絹、紙繪畫。不久，一筆不尋常的交易達成了，斯坦因用很少的幾塊銀元和一個絕對嚴守秘密的保證，換取了滿滿24箱寫本和5箱經過仔細包紮好的絹畫或刺繡等藝術品，它們經過1年零6個月的長途運輸，於1909年1月完整地抵達倫敦，入藏英國博物館。

對於這筆交易，斯坦因當然是滿意的，他由此得到了西方世界給予的許多榮譽。王道士似乎也是滿意的，並且對斯坦因一直抱有好感，當1914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中經過敦煌時，雖然大部分藏經洞文獻已被伯希和探險隊、大谷探險隊和北京政府取走，但是，王道士又把早已經他轉移到安全地點秘藏起來的570卷敦煌文獻，送給斯坦因。可以說，斯坦因是盜走藏經洞文獻最多的人。

第二個前來敦煌盜寶的人是法國的伯希和。伯希和是專門研究中國學問的漢學家，除了精通漢語之外，還懂得幾種中亞流行的語言。從1899年開始，他供職於設在越南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曾在1901年前往中國購買書籍、繪畫和美術品。他在語言上的天賦和對中國圖書版本學的知識，為他後來盜竊藏經洞文獻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大概正是因為他的這些才幹，當1905年中亞與遠東歷史、考古、語言、人種探察國際協會法國分會組成中亞考察隊時，伯希和被挑選為考察隊長。1906年6月15日，他率領著測量、攝影方面的專家自巴黎出發，從喀什噶爾開始，沿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古絲路，對沿途遺址、石窟逐個進行考察發掘。翌年10月到達烏魯木齊。

當時，斯坦因從藏經洞盜走大批寫本的消息還沒有傳出，伯希和是從清朝伊犁將軍長庚那裡，得知敦煌莫高窟發現了古代寫本的消息，並且看到了一卷流散出來的寫經，立刻判斷出這是八世紀的珍貴文物。伯希和取消了從烏魯木齊向西北方向行進的原訂計劃，甚至連他嚮往的到處是古物的吐魯番盆地都不去，立即趕赴敦煌。

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一行來到莫高窟前，一面開始對所有洞窟進行編號、測量、拍照和抄錄各種文字題記，一面和王道士進行交涉。伯希和流利的漢語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從談話中得知，伯希和並不知道他把一大批寫本出賣給斯坦因的事，所以對這些洋人的堅守諾言感到滿意，很快，在3月3日，伯希和就被引進藏經洞，而且還允許他在洞中挑選。

面對著這數萬件珍貴文獻，伯希和在驚呆之餘，立刻盤算了一番，然後下決心把它們全部翻閱一遍。在以後的三個星期中，伯希和在藏經洞中，借助昏暗的燭光，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檢著每一件寫本，並把它們分成兩堆，一堆是最有價值的文獻，他給自己訂立了幾條標準，即：一是要標有年代的，二是要普通大藏經之外的各種文獻，三是要漢文之外的各種民族文字材料，這堆寫本是不惜一切代價都要得到的；另外一堆則是必要時可以捨棄的寫卷。

伯希和挑選完畢，向王道士提出想全部得到的要求，王道士當然還沒有這樣的膽量，結果，伯希和以600兩銀子，換得了藏經洞寫本的精華，它們的數量雖然沒有斯坦因進取的多，但質量最高，說不清有多少件是無價之寶。

5月30日，伯希和等人結束了敦煌的考察，一面派人把大批文物運往巴黎，一面又沿河西走廊進入中原，最後在10月5日到達北京，採購圖書。狡猾的伯希和知道寫本尚在途中，這次來京，對在莫高窟得到寫本的事守口如瓶。

同年12月，伯希和回到河內的遠東學院。1909年5月，伯希和又受法國國立圖書館委託，從河內出發，經南京、天津，到北京購買漢籍。這時，從藏經洞劫得的大批文獻已安全運抵巴黎，入藏法國國立圖書館。伯希和於是隨身攜帶一些敦煌珍本，如《尚書釋文》、《沙州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敦煌碑贊合集》等，來到北京，出示給北京的中國學者，目的是買好他們，以取得在收購珍本漢籍時的幫助。

當時在北京的許多著名學者加羅振玉、蔣伯斧、王仁俊、董康、寶熙、柯劭忞、江瀚、徐枋、吳寅臣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參觀或抄錄，他們為這些珍貴寫本落入外人手中大為震驚，立刻上書清朝學部，電令駐蘭州的陝甘總督，讓敦煌縣知縣調查清點藏經洞文獻，不許賣給外人，並讓甘肅布政使何彥升押運送京，交京師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收藏。

王道士好像早就料到這一點，在官府清點之前，他早把一些比較好的寫本轉移收藏起來。而前來押運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並沒有把藏經洞文獻收拾乾淨，而且沿途又遺失了不少。當運載寫本的大車進了北京城後，押運官何彥升並沒有馬上移交學部，而是拉到自家宅院內，夥同親友李盛鐸、劉廷琛等人，把其中的許多珍貴寫本據為已有，然後才交給學部，入藏京師圖書館，總共約九千多件。

何家藏品後來賣給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鄰館，李家藏品一部分歸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今在台北，其他也大部分轉售日本了。王道士隱藏起來的寫本，一部分後來送給了斯坦因，還有一部分在1911–1912年間被日本大谷探險隊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買走，總數也有數百卷。大谷探險隊的成員，沒有經過考古學的訓練，從他們在新疆盜掘古墓的行徑來看，也不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們得到敦煌寫本後，既沒有編目，也沒有馬上放入博物館保存，以至後來流散各地，甚至不知所在。

最後一個來藏經洞盜室僅收穫並非最少的人是俄國的奧登堡。他是帝俄時期的著名佛學家，在1914–1915年間，率領俄國考察隊來敦煌活動，他們測繪了莫高窟四百多個窟的平面圖，還拍攝了不少照片。據說他們還在已經搬空了寫本的藏經洞從事了挖掘，結果獲得了大批材料，雖然多是碎片，但總數在一萬件以上，它們目前收藏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因為奧登堡的工作日記一直秘藏在蘇聯科學院檔案庫，所以奧登堡如何搞到這麼多藏經洞文獻，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敦煌文獻的被盜，是中國近代學術文化史上的最大損失之一。難怪我國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悲憤地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引述完畢】

上文所述的王道士(見附圖一)，究竟何許人也？海遠從互聯網上搜尋，以下引述在《人民網網頁》找到一篇題為〈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者 — 王道士〉的文章，可提供補充資料，網址是–
http://www.people.com.cn/BIG5/keji/25509/39941/39945/2944538.html。

【引述開始】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者 — 王道士

王道士，湖北麻城人。一說是陝西人，可能有誤。本名圓籙，又作圓祿。大約出生於清道光三十年(1850)，死於民國二十年(1931)農歷四月十八日，八十多歲，可謂高壽。從他後來的經歷可以表明他大概出身於農家，家境也不會太好，小的時侯讀過幾年書。以後家鄉連年鬧災荒，據《麻城縣志》記載，咸豐六年(1856)因為夏季鬧干旱，莊稼幾無收成，米價飛漲，餓死人之事極為普遍。因此可見王道士的童年生活並不會太美好，從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斯坦因給他照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王道士身體矮小，也不結實，正是他從小就營養不良的反映。

後來他又因為天災人禍而逃出家鄉，來到西北的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帶。清光緒初，入肅州巡防營為兵勇。退伍之後，或無家可歸，或想到自己的童年與逃難經歷而不想回家，也沒有合適的事情可做，在那個年月象他這樣的人連吃飽肚子都成問題。於是他想出了一個最好的辦法，在當地出家受戒為道士，師傅是一個名為盛道的當地道士，給王道士給了個道號，叫法真。

出家當了道士，本該安靜地過下去，可是後來他又不滿足於現狀，也是因為他自己習慣了流浪生活，離開酒泉，向西雲游，來到敦煌莫高窟，時間大約在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他之所以選擇在本來是佛教重地莫高窟住下來，一是因為當時的莫高窟已經是非常的蕭條，一片荒涼，但是寺院的香火還是時而接續；二是莫高窟畢竟是個出家人生活的好地方，因為有老百姓的供養與施捨；同時，大概也是因為莫高窟所在地環境清靜優雅，在他經過多年的漂泊與流浪生活，沒有親人，孤身一人，衣食無靠，人已半百，體質下降，很想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度過殘生。於是莫高窟成了他最為理想的地方，更何況對他來講，雖身為道士，那畢竟祇是在當時沒有辦法的權宜之計，而且當時的敦煌老百姓也佛道都信，於是王道士就大模大樣地呆在莫高窟。

王道士走進莫高窟的時間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聖寶窟無人管護，一片殘破，受到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覺自願擔當起了"守護神"的重任。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

此時的莫高窟主要的管理由互為隔牆鄰居的“上寺”和“中寺”的僧人看管，但是當時這二個寺院的僧人主要是屬於藏傳佛教系統的喇嘛，對屬於顯教的洞窟沒有多大的興趣，因此莫高窟完全處在大自然的風吹日晒雨淋之中，一片殘破的景象。這一點正為王道士進入莫高窟，並充當住持創造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他以修窟補佛的名義，當然也不能排除他對佛教的信仰的可能性，以及對莫高窟重要性的一點點認識，在莫高窟南區洞窟北頭的“三層樓”對面選了一塊地方蓋了幾間茅屋住了下來，並每天掃窟，也外出到城裡鄉下化緣。漸漸地他和當地的士紳百姓熟悉了，有了交往，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與莫高窟確立了起來，因此參見了於1906年完工的由敦煌當地鄉紳操辦的莫高窟“三層樓”的重修工程。

此時王道士搖身一變成了敦煌的名人，公然以“莫高窟主持”的身份自居。於是在他就覺得有必要為自己建一處可以代表自己身分地位的建築，這時他又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道士，便用老百姓施給他的用於修繕佛窟的香火錢，建了一座在當時敦煌來說是相當氣派的建築，即莫高窟道觀“三清宮”，俗稱“下寺”，在佛教聖地莫高窟公然堂而皇之地供起了道家三尊像，花的是敦煌老百姓施入佛窟的錢，似乎有些荒唐，讓人總覺得多少有些欺騙的味道，也無法相信，但這就是事實，由此也可以看到莫高窟在當時的衰敗，是與我們國家的處境一樣，真是可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對王道士來講，作為莫高窟主持固然也完全可以夠他了卻殘生，但更幸運的事情等著他，藏經洞的發現，完全改變了他多難的命運，也使我們今天不得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為他記錄，為他書寫。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說必然性，是因為他走進洞窟，僱用人員清理洞窟中堆積多年的淤沙，踏踏實實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祇有清除淤沙，藏經洞的洞門才能顯露出來。說偶然性，是因為王道士當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為了要發現什麼，而是為了保護洞窟，發現藏經洞完全是偶然的。僱敦煌貧士楊果為文案﹔冬春間抄寫道經，以供發售，夏秋間，朝山進香者絡繹而至，命楊於今第16窟甬道內設案，接待香客，代寫醮章，兼收布施，登記入帳。光緒二十六年(1900)初夏，楊某坐此窟甬道內，返身於北壁磕煙鍋頭，覺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圓祿，於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與破壁探察，發現積滿寫卷、印本、畫幡、銅佛等的藏經洞。三十二年，他於藏經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層樓閣，有《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記》記其事。

可以說，無論甚麼人發現藏經洞都是一種貢獻，都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發現。因為藏經洞的發現就預示著敦煌學的產生。王圓籙發現了藏經洞同樣有功，而不能視為過錯。至於有人說應該在某個時代發現合適，那純粹是一種主觀主義的一廂情願。試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發現世藏經洞，其後果又怎樣呢？

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不管是出於何種目的，他都一一向當地官方報告了藏經洞之事，也為他們送去了可以親眼一觀的寶物，一些在當地為官者和相互有關係的官員多有得到，文人老爺們祇是玩玩，沒有一人重視，得實惠者大有人在，如廷棟、汪宗翰、葉昌熾之流者，小到敦煌縣令，大到甘肅省學台，可是對藏經洞遭劫的命運無濟於事。

藏經洞這樣一個深藏於佛教石窟中的寶庫為什麼被一個道士發現、盜賣？這個問題稱不上謎，但怎麼想都覺得不可思議。清末的敦煌，已經大大衰落了，無法和前代相提並論。敦煌歷史上的輝煌，大率因為地處絲綢之路的要道之上，商旅往來如織，而且又扼河西走廊咽喉，在軍事上也據顯要地位，歷來是邊事重鎮。因此，帶動了經濟、文化事業的繁榮發展。

唐代之時，富商大賈雲集敦煌，每天的集市分朝市、晝市、夜市三次，其興隆繁華可想而知。而明清時代，中國外銷商品轉以茶、瓷為大宗，而絲綢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上隨著航海事業的發展，航路的開拓，海上絲綢之路已一舉取代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地位。這個過程從五代時就漸露端倪，到明朝關閉嘉峪關跌至谷底。相應地，隨著商旅的凋敝，敦煌的落寞，莫高窟也衰敗了，寂寂無聞地處於莽莽荒涼的戈壁灘腹心，不復當年佛教聖地的興盛與榮光。而曾經信眾雲集的窟寺，也落了個煙火斷絕。

王道士沒有雄才偉略，挽狂瀾於既倒，但是一個勤快而狡黠的人。就是這樣，一個道士擔起了四方化緣、集資整修莫高窟的責任。他沒有那般的慧眼，識得藏經洞中物件的無價﹔祇是借機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據斯坦因的傳記看，王道士在向他倒賣文物時，心裡還是很恐慌的，不過斯坦因稍作矜持，王道士就妥協了。眾所周知，王圓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聖地，歷來都是佛教徒活動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這樣捉弄人，偏偏把一個道士安排在佛窟裡，讓太上老君的弟子為釋迦牟尼效犬馬之勞，這陰差陽錯的安排委實古怪離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圓籙道士的行為感動了佛祖，還是無意的安排，佛窟裡的秘密卻讓一個道士來發現，奇人遇奇事，出現了戲劇性的結果。

1907年斯但因第一次來到莫高窟之時，王道士已伴隨藏經洞又度過了7個春秋。在這7年中，除官員拿走部分經卷外，王道士對藏經洞看守得很緊，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經洞，想了很多辦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見，弄得斯但因束手無策。後來他了解到王對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裝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並欺騙王圓籙，說他是沿著唐玄奘西天取經的路來的，這一招很靈，是宗教信仰把他們的思想溝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個真誠的信奉者，而斯但因顯然祇是為了達到騙取藏經的目的。

據分析，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祇好讓了步。按理說，斯坦因走後就應該引起中國人的重視，尤其應該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國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態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隨意出售藏經洞的文物。

1908年法國的漢學家伯希和來到了莫高窟，從王道士手中賣走6000餘件寫本。由於伯希和精通漢文，所以他挑選的卷子更有價值。伯希和將這些遺物運往法國時，在北京將其部分卷子裝裱，並且在六國飯店展覽了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敦煌，又從王道士手中賣走經卷600多件，裝滿了5大箱。在此期間，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的鄂登堡，美國的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不同數量的經卷。這些人如此行事，也從來沒有受到任何限制。當時一批又一批的外國學者不遠萬里來到莫高窟探寶，可不知中國的學者都到哪裡去了。

敦煌卷子流散於國外，自然是傷害了中國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這是一個損失。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流散於國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國家級的博物館、圖書館收藏，並得到妥善的保護，無一損壞現象。而中國則出現了另一種現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來之前，無論王道士怎麼吶喊都無人重視，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有人拿著求官，有人拿著賣錢，有人納入私囊。可以說，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後最大的劫難。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即便“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經卷在抄家時被抄了出來，其下落可想而知。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所以，當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王道士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道士看來，他寧肯把全部卷子賣給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來，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願讓卷子受此劫難。究竟是誰保護了敦煌卷子，又是誰損害了敦煌卷子，王道士自有他的看法。

但是到華爾納來到莫高窟時，王道士的心情與做法就完全不一樣了。北京大學的陳萬裡先生在他隨華爾納第二次赴敦煌“考古”的《西行日記》中有相關的記載，從中我們可以窺知一二，他在1925年5月10日記到：“翟蔭君在肅州復新僱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為老周。老周前年曾隨華爾納、翟蔭二君赴肅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數月。今日告我華爾納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銀七十兩，作為布施。華經洋布和樹膠粘去壁畫得二十餘幅，裝運赴京，周之助力獨多，特附記於此。”

當時藏經洞已空空如也，王道士手中的存貨也早已銷售一空，華爾納便轉移目標，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畫和彩塑，他給王道士一點小禮物，施捨一點銀錢，王道士就對華爾納粘貼破壞壁畫和搬走彩塑視而不見，一點點也不心疼，是懷他所倡導的修補佛窟、推沙掃窟，並不斷以保護千佛洞而向老百姓化緣的行為完全背離，因為華爾的行為完全是破壞的強盜多做法，從某種程度與情形上來講是與其它各西方盜寶者有所區別。華爾納在第二次的考察計劃中就有整窟的搬遷計劃，甚至想讓莫高窟成為空洞，毫無價值，其狼子野心可謂昭然，強盜的咀臉也掙獰可惡。王道士居然仍對此可以熟視無睹。

綜觀王道士的一生，童年與少年和青年時代都是在飢餓與淒楚中渡過，中年浪際天涯，無奈在兵營偷生，又沒有辦法蓄髮為道，雖然後來在莫高窟風雲一時，但是終歸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並不是積功積德的事情，洋人們最終還是一次次地欺騙了這個精明的湖北佬，特別是受到了當地老百姓的唾罵。當地老百姓可以把華爾納從敦煌趕跑，那就同樣可以把出賣了藏經洞寶藏的王道士逼瘋，事實上王道士晚年確實瘋了，或至少是因為他的罪行而不得不靠裝瘋賣傻才度過晚年。

陳萬裡在《西行日記》1925年5月26日條中記有華爾納第二次敦煌考察事時有記：“千佛洞分上、中、下三院，下院為盜賣古物已十餘年之王道士所居。二十日在月牙泉席上，據說王已得精神病。此次往游千佛洞時，聞余等至，即趣避他往。詢之廟祝，亦謂精神尚好，則前日之傳言有精神病者，或冀免官廳之懲辦歟？”另外，1926年12月26日華爾納給斯坦因寫的信中說到：“祇能找到一絲真實的影子，那就是我曾經給王道士贈送了一點銀錢，祇有75兩，可是這個數字也被誇大到10萬銀圓，村民們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這筆錢。王道士當然拿不出這筆現金來，於是村民們就以死來威脅他。王道士祇能裝瘋賣傻，才躲過了這場災難。翟蔭去敦煌的時侯，隨身帶著我過去的翻譯員，這位翻譯員在前一次隨我訪問敦煌時對王道士極為友好。但是此時王道士竟然不認他，躲得遠遠的！”王道士晚年之淒慘景象，與此可見。

1931年這位千古歷史人物終於搖搖擺擺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畢竟他在莫高窟還是有自己的事業，有自己的幾個忠實的弟子，他的徒子徒孫們如趙明玉、王明發、姚明善、方至福等把他葬在了莫高窟大泉河東岸的沙灘上，也為修建了一個很有氣派的士塔，並立了一個功德木碑。這個塔在今天成了莫高窟一景，無論是作為功德塔，或紀念塔，或王道士的恥辱柱，都成了歷史的記載。王道士以一個卑微之身，無論如何是可以滿足了。

藏經洞自1900年發現，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了。王道士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本不屬於他的聖地，辭世也已70多年了。如今，莫高窟一片興旺，敦煌學遍及全世界。按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後不該建塔，舍利塔祇是佛家的專利。然而，王道士走進佛窟，入鄉隨俗，他的徒子徒孫為他修建了這座莫高窟最高最大的塔，墓誌上記錄了他的功德。當我們看到佛家之地高高矗立的這座道士塔時，心裡有難以言狀的感慨。但願我們正視那段歷史，對王道士有公正的評價，以慰他在天之靈。

王道士是一位平平常常的道士，但他的人生經歷並不平凡。他是個文盲，在他的一生中不僅與普通百姓經常接觸，而且與不同階層的官員也打交道。不同尋常的是，他與斯坦因、伯希和這樣著名的學者周旋時，不卑不亢，處事有序，實在不容易。作為一個人錯誤是難免的，但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以好與壞這樣極端的詞語評價一個人，功就是功，過就是過，功過是非應該明確。王圓籙是一個很平凡的人，我們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標準去審視他。如果站在歷史的角度去看待歷史問題，或許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在評價王道士對於如何處理藏經洞文物的行為上，筆者建議應當更多地考慮王道士的“經濟利益”與“虛榮心理”，特別是王道士創建“三清宮”的這兩方面因素與1907斯坦因金錢對王道士的強烈刺激及這一次交易對王道士的影響與極大的腐蝕作用，特別是在王道士為三清宮正四處籌集經費時，使本來謹慎的王道士不顧一切的與之積極配合。而此前他所進行的都是一卷兩卷的極小數目的行賄與受施活動。因此在此之後，1909年伯希和來時便極易得手，以致於這些有錢的“大人”們每次都會滿載而歸。而政府搶運之時王道士卻又偷出部分私藏起來，售給“老朋友”斯坦因等人，這時的王道士前後判若兩人，利欲熏心，且有恃無恐，讓人難以言語。

(本文主要參考文獻：《敦煌藏經洞文物外流關鍵人物探微》、《藏經洞之謎 — 敦煌文物流散記》、《敦煌學十八講》、《敦煌學大辭典》)
來源：敦煌研究院網站」

【引述完畢】

從上文所述，可證當代中國人賤視古文物的態度。另一方面，有人說「王道士」貪圖小利，將國寶賤賣給外國人。但海遠覺得，「王道士」賣國寶，除了貪圖小利之外，還有「知音難遇」的感慨。畢竟，這些外國朋友對古物表現出真正的興趣和認識，在這些人手中，「古物」將會得到發揚光大。果然，這些「古物」都流入各地的「博物館」中，由各地的專家學者整理研究，發展出一套「敦煌學」出來，並供平民大眾參觀欣賞。

從另一角度看，如果這些「古物」留在中國，境況將會如何？海遠覺得，「古物」將會埋沒在大漠風沙中，寂寂無聞，然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破壞殆盡。「昭君」選擇「出塞」，青史留名，總比埋沒在深宮之中好。

海遠舉另一例子：中國的「長城」。我們現在見到的「長城」，是明朝的建築，但在清朝主政時，因為「滿州人」本是「關外民族」，「長城」對他們毫無意義，因此都荒廢了，長城腳下的居民，都把城牆拆下來作建築材料。後來得到外國人的品評，「長城」才忽然成為「國寶」，政府大力重修，成為中國最重要、最熱門的旅遊景點。

海遠又再舉另二例子，1800年拿破崙遠征埃及，隨軍有一些博物學家，他們進入埃及的金字塔和陵墓，發現「古物」都被歷代的「盜墓人」掠走了；然而，他們留意到陵墓內壁上還有許多圖畫。此後，西方學者紛至沓來，研究出這些「圖畫」其實是古埃及文字，從而重構一段又一段的古埃及歷史，建立一項「埃及學」(Egyptology)。

「大英博物館」中的展品，祇有極少數是英國本土的出品，大部分都是從世界各地巧取豪奪得來的古文物。然而，經英國學者的悉心整理，展品都能簡潔的勾畫出世界各地的古文化文明，並供普羅大眾欣賞。海遠參觀一次「大英博物館」，就仿如上了一次珍貴的歷史課程；海遠覺得，英國人「盜亦有道」，世人亦從其中獲益不少。

附註：本文部份資料，載錄自《國學 敦煌百年 海外敦煌網頁》一篇題為〈敦煌劫寶錄〉的文章、《人民網網頁》一篇題為〈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者 — 王道士〉的文章及《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網頁》(Wikipedia)，僅此鳴謝。

附圖一：王道士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