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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茶葉與鴉片(三)

作者 : 海遠   在 邁向現代 Road to Modernity

海遠在網誌248及249兩篇文章中說到,茶葉的出口讓中國賺盡貿易盈餘,大清政府當然明白這個項目「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重要性,因此嚴加保護,規定外國人不得接近茶園;中國人私運茶樹苗則被處死。但這個「商業秘密」,終於被英國人「福鈞」(Robert Fortune) 盜取了。

福鈞(1812年9月16日–1880年4月13日)出生於蘇格蘭「貝里克郡」(Berwickshire),是一位植物學家,最早受僱於「愛丁堡皇家植物園」(Royal Edinburgh Botanic Garden),其後轉至「英國皇家園藝學會」(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 位處倫敦西南鄉郊「奇西克鎮」(Chiswick) 的植物園工作。2002年,澳洲坎培拉一間電影製作公司「Ronin Films」拍攝一輯52分鐘的「模擬紀錄片」,名為《Robert Fortune the Tea Thief》,其題材就是記敍福鈞從中國「盜茶葉」的故事。以下一段是載錄自該公司網頁關於這次「盜茶葉」經歷的描述:

「One of the most audacious espionage missions ever mounted: to steal the secret of tea from Imperial China. The man entrusted with the mission was a Scottish botanist and adventurer.

By the mid-1800s, England and Europe had become totally enchanted with a heady new brew: tea. At this time, China resolutely held the world monopoly on the production of tea and its trade around the worl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ought to change that, by mounting an extraordinary mission of industrial espionage: to steal the secret of tea from Imperial China. The man entrusted with the mission was Robert Fortune, a 36-year-old Scottish botanist and adventurer.

This superbly photographed film follows the path of Fortune’s clandestine journeys (from 1848 to 1851) as he travelled through China disguised as a mandarin collecting seeds and plants, observing and learning techniques of tea cultivation and processing, to facilitate the transfer of China’s secret technology to the control of the British Empire. When he left China for India in 1851, he went with some 20,000 tea plants and 8 Chinese tea-workers to oversee their cultivation in the foothills of the Himalayas.

Fortune was a prolific writer of diaries and reports and, with the help of present-day tea experts and connoisseurs in England and 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achievements are re-assessed and the story of his conquest reconstructed with vivid immediacy by filmmaker Diane Perelsztejn.」

上段描述的網址是–
http://www.roninfilms.com.au/feature/466/robert-fortune-tea-thief.html

鴉片戰爭前,大清朝廷的權威高,「茶禁」得以執行。鴉片戰爭後,朝廷的威信掃地,洋鬼子則被奉為神明,禁令變成虛文,兼且福鈞行事力圖低調,喬裝商人游走於「茶園」之間,因此取得很多茶樹的種子、樹苗,以及茶葉的發酵烘焙等技術。他把茶葉的知識帶到印度,逐漸培植及發展出當地的茶葉品牌。大清官員可能早已識破他的身份,但都明哲保身,避免節外生枝,採取「隻眼開隻眼閉」政策。

海遠對「盜茶葉」的說法,最初也有一點存疑,但後來在《維基百科網頁》(Wikipedia) 找尋一點有關「大吉嶺紅茶」(Darjeeling Tea) 和「錫蘭紅茶」(Ceylon Tea;香港茶餐廳稱為「西冷紅茶」) 的資料,雖然沒有提及福鈞這個人物,但這些茶葉品牌的源起時間,也的確是在「鴉片戰爭」之後,就「時間關係因素」而言,海遠相信真有其事。

無論如何,再經過幾十年的培植下,英國有了自己的茶葉品牌,不再向中國購買,中國失去一個主要的收入來源。另一方面,歐洲「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後,大量生產的廉價商品,以及印度種植的「鴉片」,仍源源不絕輸往中國。再加上「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戰役失敗後,中國更負上天文數字的賠款。大清不獨國庫空虛,更欠下外國人一身債,幾十年間,中國由「世界最大經濟體系」淪落為「東亞病夫」,大清覆亡,已是指日可待。大清官員,亦知道為官時日無多,紛紛將貪污得來的錢財放入外國銀行,則更加速王朝的潰敗。

「辛亥革命」其實祇是一場取巧的小政變,縱使改朝換代,對外的債務未變。直到1948–49年間,經歷連場腥風血雨的「解放戰爭」,「新中國」才能在絕地上將外債一筆勾消;套用毛澤東的說話,就是「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三座大山」之一的「帝國主義」。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49年的「解放戰爭」,可以看成是一段歷時百年的「經濟崩潰過程」,最後的結局是:「債務問題,戰爭解決;一窮二白,重新做起」。這是從「經濟」的角度審視中國近代史,一戰後至二戰前期間的德國,其實也是相類似的例子。

「鴉片戰爭」亦改變了一種中國的邊緣文化–「蜑家」(或稱「蛋家」),他們是住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水上人家」,他們的文化,是中國近幾百年特殊國策所迫生出來的。

話說中國自明朝「鄭和七下西洋」後,朝廷政策完全轉向內陸,放棄海洋,實行「海禁」,不獨拆毀艦隊,更頒令「片木不得出海」。但總有一些沿海的漁民「靠海吃海」,不遵從朝廷的禁令,仍然堅持捕魚為生。朝廷視這些「水上人」為異類,施加諸多禁制,例如:不准與「岸上人」通婚;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做官;祇准在墟期才可以上岸做一點買賣;或是船隻需要維修,否則不准上岸居住。因為存在種種官規的限制,「陸上人」也看不起「水上人」;而清朝也繼承明朝的海禁令和持續對「水上人」諸多禁制。

經過幾百年的文化孤立,「水上人」自然形成獨特的「蜑家文化」,但「鴉片戰爭」卻迫使中國政府改變「海禁」的政策。畢竟,在西洋文明的海上力量面前,海禁是一項可笑的政策;反覆思量,中國確實需要發展自己一套適時的海洋政策。從此,「水上人」不再受到排斥,既能保持漁業;亦可獲准上陸。「蜑家」迅速溶入社會,近年較著名的「水上人」有:

(1) 冼星海–著名作曲家;

(2) 霍英東–香港左派資本家、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

(3) 黃容根–香港功能界別(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4) 張保仔–廣東沿海著名海盜。

筆鋒一轉,海遠再論述「鴉片戰爭」與「日本幕末」的關係。話說日本當年的情況與中國如出一轍,「德川幕府」亦採用「海禁」政策,祇在「長崎市」(Nagasaki) 保留一條「荷蘭村」,作為外國人的居所。鎖國期間,仍透過荷蘭學習「醫學、槍炮」等技術,稱為「蘭學」,但在「長崎」以外,卻仍頒佈「異國船打擊令」。但日本政府察見在「鴉片戰爭」中,大英海軍橫掃大清海軍,清朝戰敗消息,令幕府大感錯愕,亦更早瞭解鴉片戰爭的國際意義。

日本天保十三年(1842年),改訂「柴水給與令」,對歐美船舶提供必要燃料及補給。天保十四年(1843年),昌平學校的齋藤竹堂著有《鴉片始末》小冊子,表示對清朝缺乏準備感到驚訝,及對西洋各國的兵力感到憂慮。清朝魏源的《海國圖志》,書中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張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以抵禦外國的侵略,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該書亦在日本傳播,有助幕末改革。

嘉永六年(1853年),美國「佩里提督」(Matthew Perry) 率領艦隊自「浦賀港」入航(黑船來航),迫使幕府開國;翌年(安政元年;1854年),幕府簽訂《美日親善條約》。安政3年(1856年),在美國的強烈要求下,幕府在未得朝廷勅許的情況下,締結了《美日通商友好條約》,也與荷蘭、沙俄、英國、法國等國簽訂了相同的條約,幕府的鎖國體制至此完全崩解。

由於貿易急速的擴張,造成國內經濟混亂與政局不安,批判幕府開國政策的「攘夷派」便趁勢而起。京都的朝廷對開國政策大表反對,特別是孝明天皇對外國人極為嫌惡。因此,對幕府心懷不滿的攘夷派公卿們便集結起來。1863年3月,「征夷大將軍德川家茂」自東京前赴京都,朝廷除了沿襲舊例委任其政務外,同時也表明了攘夷的意旨,幕府方面無法迴避,祇好上奏將於5月10日進行攘夷,並同時宣達給各藩知悉。

然而,攘夷的行動無異與各國發生戰爭,最後還是無法實行。攘夷行動前一天(5月9日),幕府又因為在「薩摩藩」發生的英國人遇害事件 — 「生麥事件」(Namamugi Incident;又稱神奈川事件(Kanagawa Incident);即發生於1862年9月14日日本神奈川縣生麥村的武士攻擊英國人事件),向英國支付了44萬美元的賠償金。

「長英戰爭」(又稱「下関炮擊事件」)

「攘夷運動中心」設在長州藩,並於日本海及瀨戶內海要衝的「下関海峽」集結及整備炮台。1863年5月,「下関炮台」攻擊在「関門海峽」通過的西洋船,西洋艦隻發炮還擊,重創下関炮台,稱為「長英戰爭」(又稱「下関炮擊事件」)。

長州藩在「下関戰爭」(Battles for Shimonoseki) 戰敗後,知道攘夷並不可能,其後更親近英國,加強軍備,轉向倒幕。現引述一段在網誌106〈下關之旅〉的所見所聞如下:

〝下關在本州西南端,幕府時代屬「長州藩」,亦曾受英國海軍襲擊。因此,九州南部的「薩摩藩」(今鹿兒島),和本州南部的「長州藩」,都曾領受過西洋文明的船堅炮利,故能下定決心改革。其後「薩、長」兩藩聯盟,成為「打倒幕府」、推動「明治維新」的主要力量。維新的日本,喜歡學習英國,海遠在下關看到一輛「紅色雙層巴士」(見附圖六),標有「London Bus」字樣,頗有「倫敦」的感覺;日本人的民族特性,就是喜歡向「强者」模仿學習。〞

「薩英戰爭」(又稱「鹿兒島炮擊事件」)

1863年8月15日,英國敦促薩摩藩出面解決「生麥事件」,卻交涉未果,因而派遣軍艦攻擊鹿兒島灣,發生炮擊事件,是為「薩英戰爭」(Anglo-Satsuma War),又稱「鹿兒島炮擊事件」(Bombardment of Kagoshima)。

薩英戰爭的結果,令薩摩藩瞭解到攘夷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英國挾鴉片戰爭勝利之餘威,原本認為薩摩藩不堪一擊,然而最後英軍雖自認該事件以己方小勝告終,卻亦不得不承認薩摩軍的實力。因此,英國亦從原先支持幕府的方針,轉而親近薩摩藩。

1863年11月15日,英薩講和,薩摩藩賠償2萬5千英鎊,但這筆錢卻由當時的中央政府 - 德川幕府 — 支付。其後,因為「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 之故,薩摩藩最終並未將這筆借款償還幕府。這場衝突,事實上成為之後薩摩藩與英國緊密關係的開端,薩摩藩從此亦知道攘夷已不可能,轉向主張開國,後來成為明治維新的推手。

順帶一提,日本帝國海軍之父的「東鄉平八郎」,在此次衝突中擔任「鹿兒島炮台」的一名炮手;「東鄉」其後成為「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日本海軍總司令。

薩摩藩的青年武士階層,與其附近的長州藩青年武士,一起在與西方列強接觸中發展壯大,被稱為強藩。幕末時期,長州藩及薩摩藩等強藩組成倒幕聯盟,主張廢除幕府,還政於天皇。在明治天皇掌握政權之後,日本內閣的大多數閣員均出身於長州藩和薩摩藩,成為「明治維新」的主要動力(見網誌60〈最後的武士與明治維新〉)。「西鄉隆盛」是「討幕軍」的總司令,出身自「薩摩藩」,亦即今日之「鹿兒島」;「大久保利通」及日本電視片集《篤姬》的女主角「篤姬」,亦是來自「薩摩藩」。另外,《馬關條約》的日本代表「伊藤博文」,則是來自「長州藩」。

英國海軍東進,不獨引發中國的「鴉片戰爭」,亦間接引發日本的「明治維新」;英國軍艦炮擊「下關、鹿兒島」事件,則是在對中國「英法聯軍」戰役之後的事情。在對日政策上,法國支持幕府;英國則支持「薩長聯盟」。結果英國勝出,對日本產生較大影響。

世事難測,原來不過一種消閒飲品的材料–茶葉,卻曾在歷史上引發兩次極其重要的戰爭:

(1) 「美國獨立戰爭」(源自波士頓茶葉事件;Boston Tea Party;見網誌236〈美國獨立戰爭〉);

(2) 「鴉片戰爭」。

備註:本文部份資料,載錄自Ronin Films網頁,謹此鳴謝。

這篇文章發表 於 星期一, 十二月 5th, 2011 7:10 下午 在 邁向現代 Road to Modernity. 你可以回應這篇文章透過 RSS 2.0 feed. 你可以 留下回覆, 或 引用 從你的個人網站.

One comment

雅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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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網誌的近期回應中,讀者慨歎香港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教育的倒行逆施;海遠在本系列三篇文章透過字裏行間,從談論兩種植物 — 茶葉與鴉片 — 開始,直接觸及中國歷史、英國歷史、日本歷史和美國歷史,於深層底蘊還隱藏着比較歷史,並帶出國際關係、國際貿易,適時示範如何憑藉國際視野和廣闊胸襟,審閱歷史事件,才可全面享受研習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的真趣。

不懂歷史,如何知悉印度大吉嶺茶葉源自中國,香港茶餐廳紅茶絕非「西冷」,更遑論「國際貿易戰爭」!

十二月 8th, 2011 at 6:58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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