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網誌42談及「漢字」如何孕育出「日本語文」,這篇網誌則述說日文又如何回饋影響中國的現代語文 — 「白話文」。

我們有很多現代用字,例如:哲學、科學、政治、經濟 ……等,都是西方的學術概念,先經日本學者用漢字翻譯,再由中國學者採用,不自覺地成為我們的日常用語。

說來話長,自馬可悖羅寫下他的《馬可悖羅遊記》,歐洲人已聽聞中國的富庶,長久以來垂涎中國市場。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冒險計劃,主要原動力就是想找出與東方富裕國家的海上貿易航道;自哥倫布、麥哲倫等航海大發現後,歐洲各國更紛紛開展環球航海的商貿殖民大計劃。幾百年間,南北美洲、非洲、澳洲、印度、東南亞等地,紛紛落入西方航海大國的勢力範圍,遠東是其最終目標。

中國明清兩朝,都採取「鎖國政策」;日本「德川幕府」亦然。1842年,中英發生「鴉片戰爭」,打破大清的天朝夢,亦驚醒了日本。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提督培理 (Matthew C. Perry) 率四艘軍艦開入東京灣,逼日本「開國」,幕府被迫簽下〈神奈川條約〉;其後西方各國亦威逼幕府簽訂類似條約。日本知識分子頓時醒覺西方文明的强大,紛紛學習「西學」。他們從西學所得,對德川幕府舊制度的不滿漸增。1864年,日本西南及九州地區勢力發起「討幕運動」,聲勢日大。1867年,孝明天皇死,明治天皇登位。同年,德川幕府宣佈「大政奉還」,權歸明治。因而改革派得勢,主導朝政,在政治、軍事、教育等各方面,都大量引入西方學說,是為「明治維新」。

話說明治以前,日本知識分子的基本教育是「漢文漢學」;舉例一個人物 — 福澤諭吉 (Fukuzawa Yukichi) — 的肖像,出現在日本最大面額鈔票「壹萬圓」之上(見附圖),可見其「江湖地位」。 他是明治維新的主要代表人物,亦是「脫亞入歐」論的倡導者。他一生並沒有從軍、從政、或從商經驗,祇是一位「教書先生」;然而,他的文章卻成為日本「現代化」的代表作。無論他的「脫亞」心結如何形成,他的啓蒙課本卻和日本當代所有「讀書人」一樣,都源自「漢學」。根據《福澤諭吉自傳》所述,他出身於一個下級武士家庭,十四、五歲時開始讀書,在鄉村的私塾學習。他在四、五年間已熟讀中國詩書,包括:《論語》、《孟子》、《詩經》、《書經》、《蒙求》、《世說新語》、《左傳》、《戰國策》、《老子》、《莊子》、《史記》、《前後漢書》、《晉書》、《五代史》、《元明史略》等;他擁有深厚的漢學基礎,正如「漢學」在日本的士人階層,很是常見。

「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是一個極重視「門第」的社會。福澤諭吉身為家中幼子,連一個貧窮的「下級武士」身份亦不能繼承;他雖然飽讀詩書,畢業後亦祇能在鄉中的富户家庭担任一些文書抄寫工作。他聰明勤奮,得到僱主的賞識;他亦自學外文,跟隨日本使節團訪問歐美,深受「西方文明」所感動。此後,他致力於寫書辦學,鼓吹「新政」、「脫亞」等治國理論,成為「書生論政」的傳奇人物。

從福澤諭吉的經歷,可以觀察到明治維新前後的日本社會大背景:

(一) 武士子弟都要讀書,而且都是讀中國的「古書」。他們是日本「知識分子」的基礎階層,有別於一般「農民」;他們人數眾多,但許多都很貧窮。

(二) 日本社會門第森嚴,而且沒有一個「科舉制度」,貧窮的「士人」缺乏進身階梯。幕府末年,「西學」傳入日本,立即得到很多「士人」的支持,成為「改革派」,福澤諭吉祇是其中之一。「倒幕」成功,權歸天皇;明治亦順應民意,積極「維新」。

從《福澤諭吉自傳》可看到當代的日本「士人」都深通「漢學」;他們可接觸「西學」,亦願意由「英文字母」— abcd — 學起,直至能閱讀原文。為了介紹西洋學說給國民,日本學者從「古文漢字」中找尋有近似意義的漢字,組合成新的詞語來翻譯一些「西方概念」。例如「經濟」一詞,來自「經世濟民」一語,其實與西方學術上 Economy 一字的概念不盡相同;但「經濟」這一新詞確實既精簡、又具有神韻,故此日本學者的許多「翻譯」,亦廣為中國學者所採用。

祇有極少數的中國學者能用「漢字」意譯西學。嚴復把 Evolution 意譯為「天演」, 較日本譯為「進化」,則其實前者更是合乎達爾文的原意。但大多數的中國學者,對西方學術概念祇能「音譯」,例如中國學者將 Democracy音譯為「德莫克拉西」,五四運動時簡稱「德先生」,日本卻意譯為「民主」,則後者較前者更為容易明白和接受。

「音譯」與「意譯」何者為佳?難有定論。「音譯」雖然可明確指出這是一個「外來概念」,但卻難以用中國傳統文化去解釋。例如「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除了「心經」兩字,其他的都是「梵文、漢字、假名」,如用任何漢文解釋,都不會準確。另一方面,任何「意譯」的文詞,則必須要簡潔並兼具神韻,方可容易流傳,但亦容易誤導。若要精確「意譯」兩種文化概念,則必須先要對兩種文化概念有深入熟鍊的掌握;但這正是中國學者所缺乏,皆因中國權力階層過份强調有先天缺憾的「中學為體」所導致。

明清兩朝,都强調「科舉制度」,採「四書五經、八股文」,作考試標準;用「布衣可以卿相」,為進身士階。雖可疏導「被統治者」的憤怒,但亦桎梏了「讀書人」的視野,這是「皇權—官僚—平民」三者之間的權力遊戲。其實西學亦重視考試,但其「知識」範圍遠為廣闊,「天文、地理……」等都各自成為獨立學科,兼且知識與時俱進,不單憑幾本「經典古籍」為依據。因此「西學」遠較「中學」強而有力,「知識」的利益,亦不會由少數「皇室、官僚」集團所攏斷。所謂「中學為體」,確實是對「西學」有所猜忌。

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學者,卻全無顧忌地把許多西方學術概念用「漢字」意譯過來,最後亦為中國學者所採納,成為中國現代語文 —「白話文」— 的部份,可以說是「日文」對「漢文」的回饋。

問題是何以有這麼多日本詞彙可傳達中土?答案是在清末民初時,中國有很多人到日本「留學」。

話說西方文明用武力打開遠東地區時,滿清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差不多同步開展,滿清强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日本則對西學「全面開放、義無反顧」。三十年後,兩種政策的成效高下立見。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和1904年的「日俄戰爭」,日本都取得大捷,成為東亞小霸王,中國知識分子亦日漸明白「西學」的真正要義。

然而,到西方留學費用高昂,清政府亦不資助「科技」以外的西洋學術;很多有志之士,祇能轉移目標,持微薄資源到「西化」有確實成績的日本求學。往「東洋」取「西經」,雖然可能祇得到「二手經」,但因為費用廉宜,遂成為大多數當代「自費留學」的熱血青年所嚮往。這些留日學生,前期有很多成為推翻滿清皇權的革命家,例如秋瑾;後期則有許多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旗手,例如魯迅。可以想見,他們從日本留學後返歸中國時,亦會帶回很多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學者用「漢字」翻譯西學所拼合的新詞彙。

再舉一例,國父孫中山先生,名「文」,字「逸仙」;「中山」(Nakayama) 是他在日本聯絡各革命志士時所採用的「日本名字」。由此可見,日本對中國的「近代史」有重大影響,温家寶總理在日本的「國會演說」,亦有提及 (見網誌24 —〈櫻花開處 融冰知時〉一文)。

至於中國「科技」的現代化,主要仍有賴留學「歐、美、俄」的學者所建立。

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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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發表 於 星期日, 八月 5th, 2007 11:13 上午 在 邁向現代 Road to Modernity. 你可以回應這篇文章透過 RSS 2.0 feed. 你可以 留下回覆, 或 引用 從你的個人網站.

2 comments so far

雅帆
 1 

雅帆有一連串無法解答的歷史、文化問題–

當代中國若要成功邁向文明和現代化,西方歷史與西方文明的進化過程及經驗,可提供中國人學習和借鏡之處甚多;但對學習西方文明,應採取甚麽態度?

清朝「洋務運動」學習西方文明失敗,日本「明治維新」學習西方文明成功,其成效迥異原因為何?清朝的張之洞與日本的福澤諭吉,分別是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代表人物,他們推行的改革構思有甚麽異同,而導致相反結果?日本學習西方文明的經驗和現代日本文明,可有值得中國效法之處?

海遠此篇文章,啟發雅帆對上列問題作多方面的思考。

雅帆最近有緣讀到一位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博士生 — 臧一冰 — 於2003年10月31日在《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九期所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個人體驗與參與的歷史 ── 一個中國人的「福澤諭吉情結」〉。文中所論述,對雅帆上列問題,提供獨到的分析。雅帆推薦各讀者,可到下列網址瀏覽全文–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307068.htm。

雅帆尤其認同臧一冰文中所言有關學習西方文明的路向 — 以平靜、尊崇和感激的心理狀態與善意的全球化意識,能全面、系統地去瞭解、學習其完整和純正的知識,並加以運用及補充完善;此亦誠如海遠時常提醒雅帆,正是創制《海遠網誌》所倡導的宗旨。

八月 15th, 2007 at 10:43 下午
kkk
 2 

a real expert in Japanese study. 3 cheers.

八月 18th, 2007 at 8:26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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