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深入瞭解「倫敦蒙難」事件,必須認識兩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有許多共通點:同是英國人;均在蘇格蘭學醫;都曾到遠東的中國人地方工作。他們的相異卻在「倫敦蒙難」事件中處身之對立面:一位是擄綁孫逸仙的幕後策劃主謀;另一位則是拯救孫逸仙的幕前關鍵人物;前者就是清廷駐英大使館的二等參贊「馬格里」;後者就是孫逸仙的恩師「康德黎醫生」。

首先介紹第一位重要人物「馬格里」(Sir 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其家族與中國頗有淵源,影響深遠,先祖輩「馬戛爾尼」(Lord George Macartney) 的覲謁乾隆皇帝事蹟,最為世人津津樂道。

話分兩頭,當年英王「喬治三世」(King George III) 為打開中國的通商市場,於1792年派遣馬戛爾尼為全權大使,率隨員八十餘人,包括天文數學家、藝術家、醫生,由兵船載運及九十五名衛兵護送,出使中國。所攜貢品總值約一萬五千英鎊,共計六百箱,包括天文地理儀器、圖畫、毯氈、軍需等,俱為精心選購,以顯示英國文明。在使團抵達之前,命東印度公司知會兩廣總督,託辭英王因前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壽未及叩賀,今特遣使進貢補祝。乾隆表示歡迎,下令沿海官員照料,又派大員在天津接待。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馬戛爾尼抵北京,再轉往熱河覲謁乾隆。然而,卻因覲見禮節,雙方發生爭議,乾隆要他跪拜,馬戛爾尼祇允行英國單膝下跪禮,乾隆不悅。及見國書,才得悉英使此行,並非單為賀壽,卻另懷通商圖利目的,決定要英使離去,結果不歡而散。

馬戛爾尼失望之餘,於10月初自北京取道運河南下,經杭州至廣州離開中國,最後於1794年9月返抵英倫。馬戛爾尼在中國逗留五個多月期間,接觸不少中央及地方要員,耳聞目睹許多政治、軍事、社會實情,驚覺中國人的知識淺陋,官吏貪污,人民困苦,武備廢弛,外强中乾,虛有其表,假若中英發生衝突,中國勢將土崩瓦解。這些實地觀察,才是馬戛爾尼的真正收穫,他回國後將中國的實況報告英王,進一步開啟了英國侵華的野心,亦帶來了中國國運的逆轉。

話說回來,馬戛爾尼訪華之後四十年,馬格里於1833年5月24日在「蘇格蘭南拉納克郡德格拉斯堡」(Douglas Castle, South Lanarkshire, Scotland) 附近出生,是家中的幼子,父親 Robert Macartney,母親 Elizabeth Halliday。他在德格拉斯堡學院接受教育,十五歲時到利物浦一間商務公司擔任文員工作。

1852年,十九歲的馬格里進入「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 習醫;1855年,雖然仍為一名醫科學生,卻已加入英土聯軍的醫療隊伍,參與「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前赴克里米亞東側的「刻赤」(Kerch;今烏克蘭境內)工作。1858年,於愛丁堡大學畢業,正式成為醫生,隨即加入軍隊醫療部門,於同年9月晉升為第99軍團三等助理外科醫官,並隨軍團駐守印度「加爾各答」(Calcutta, India)。1860年初,他奉命前赴中國參與侵華戰爭,亦開始與中國結下長期間的不解緣。

1860年12月,馬格里抵達廣州,逗留15個月後,於1862年2月底前赴正遭受太平軍進襲的上海,追隨英軍的統領「斯特維利將軍」(General Charles William Dunbar Staveley) 工作。

話分兩頭,當年清廷飽受內憂外患:一方面外遭西方列強環伺;另一方面內受太平軍暴亂;逼使清政府改變態度,拋開過往對西洋經驗的疑慮,重用洋人,推行洋務改革。太平軍靠近上海,威脅市內歐洲移民安全,上海於是成立了一支由歐洲人和中國人組成的義勇隊,並由一位美國人「弗雷德里克.華爾」(Frederick Ward)指揮,防禦太平軍進襲。與此同時,清廷招募外國人組成「洋槍隊」,任華爾為隊長,協助鎮壓太平軍。

洋槍隊在上海附近連續遭到太平軍的沉重打擊,華爾逐漸認識到祇依靠外國僱傭軍不能打敗太平軍。1861年8月,在「松江」(Songjiang) 正式改組軍隊,設「教練局」,擴充武裝,以歐美人為軍官,招募中國人為士兵,組成中外混合軍,採用新式武器配備,並加以新式訓練。1862年(同治元年)春,已發展有5000人,且有水陸新式技術裝備,總部設在松江城中。同時,清政府正式下令把洋槍隊改名為「常勝軍」(Ever Victorious Army),升華爾為副將。

1862年,應江蘇巡撫「李鴻章」(Li Hongzhang) 之邀,華爾率領常勝軍1000人至寧波鎮壓太平軍。9月20日,華爾於指揮進攻慈溪市巷戰時重傷身亡,常勝軍改由美國人「白齊文」(Henry Burgevine) 接任。白齊文與清朝官員的關係不太好,後來因索餉毆傷道員楊坊,並劫餉四萬餘元,清廷命李鴻章拿辦,撤去白職位。李鴻章要求斯特維利另指派英國軍官指揮洋槍隊,斯特維利推薦英人「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63年3月,戈登在松江接任指揮常勝軍;11月,「蘇州」(Suzhou) 被戈登的常勝軍和李鴻章的淮軍合力攻下。1864年5月,太平軍在天京(今南京;Nanjing)外圍最後一個堡壘常州府失陷,常勝軍的聲望達到最高峰。

話說回來,1862年10月,馬格里辭去英軍醫官的職務,改投中國常勝軍,出任白齊文的軍務祕書。與此同時,他努力學習中文,希望能進入中國政府長期服務,擔任繙譯及顧問的工作。馬格里加入淮軍,獲得李鴻章的器重,獲委任「上校」(colonel) 職銜,統領一支淮軍,與戈豋的軍隊合作,併肩作戰。

1863年(同治二年)7月,李鴻章的淮軍由「程學啟」率領,常勝軍則由「戈登」率領,分路進兵蘇州。11月,太平軍兵敗,李秀成棄城西去;12月,「納王郜永寬」殺「慕王譚詔光」求降,程學啟入蘇州,誅郜永寬等。戈登大怒,因事前與郜永寬曾有諒解,預備受降免死,認為誘殺降將為不義之舉,且殺戮過重,與李鴻章勢成水火。當時馬格里已娶納王郜永寬侄女為妻,亦為苦主,戈登也為馬格里抱不平。另一方面,李鴻章找馬格里出面調停,馬格里運用其中國語文天份,發揮其圓滑外交技巧,斡旋於李鴻章與戈登之間,最終勸服戈登,殺降風波得以化解。

馬格里投入淮軍後,即向李鴻章建議,仿傚歐洲各國開辦工廠製造軍火。李鴻章從實戰經驗中深切認識到洋鎗火炮的真正威力,於1863年(同治二年)在上海附近松江設立軍火製造局 (arsenal),由馬格里及知州劉佐禹共同主持。10月,淮軍攻下蘇州,軍火局遷往蘇州,改名為「蘇州洋炮局」,由馬格里任總管。1864年,該局已可製造大小炮彈每月約千多枚。馬格里製造火器得力,論功行賞,賜封三品頂戴。1865年,蘇州洋炮局遷往南京聚寶門外,改名「金陵機器製造局」,任馬格里為督辦,統領全局事務,繼續為淮軍製造熗炮彈藥,並兼任李鴻章的軍事顧問。

1872年,李鴻章在南京通濟門外建立火藥局,委派馬格里前赴歐洲購置設備,招募洋匠。1875年(光緒元年),金陵機器製造局製造的兩尊新炮,在大沽炮台試射時發生爆炸,並炸死7名士兵,李鴻章追究責任,將馬格里撤職。從設立至離職,馬格里總計主管金陵機器製造局共十年,亦是他在中國事業發展的個人顛峯時期。

馬格里被撤職後,閑居南京,同年適逢發生「馬嘉里案」(Margary incident),即「中英滇案」,英國駐北京公使館繙譯「馬嘉里」(Augutus Margary) 奉命取道湘、黔赴滇、緬,迎接來自英國由「柏郎」(Browne) 率領一支二百人探險隊時,被仇英的雲南官員與當地土紳阻行,於1875年2月21日,馬嘉里被迫自緬境折返,行抵蠻允遇害,柏郎率探險隊撤退。英國要求清廷派專使到英國修好謝罪,中國遂委派通曉外情的前廣東巡撫「郭嵩燾」為出使英國欽差大臣,即中國第一任駐英公使,亦是在外國設置的第一所中國使館。

當時中國官員視出使外國為其恥大辱、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郭嵩燾卻毅然答允赴任。在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Thomas Wade) 及曾國藩之子「曾紀澤」的讚賞下,李鴻章亦明白馬格里為可用之外交人才,遂向郭嵩燾推薦為使英隨員之一。1786年,馬格里出任三等繙譯官,隨郭嵩燾出使英國,協助設立中國使館,亦開啟馬格里中國事業發展的第二道高峯。

在任期間,馬格里因熟悉中英大小事務,對郭嵩燾襄助良多,為郭嵩燾辦理英文文案,處理一切外交庶務,並時常向郭嵩燾灌輸西洋禮節、文化、科技等知識。馬格里從此再沒有返回中國,卻曾代表中國使館出訪巴黎及聖彼得堡。郭嵩燾御任後,仍繼續出任清廷駐英使館參贊,直至1905年離職,前後共30年,獲頂戴孔雀花翎,清光緒帝頒「第二等御賜雙龍寶星勳章」(Second-grade order of the Double Dragon of China) 及「第一等御賜寶星勳章」(First class of the Chinese order of the Precious Star)。

1884年,馬格里再婚,娶 Jean Leon du Sautoy 為妻,育三子一女。1881年,獲英王封 CMG 勛銜;1885年,再獲封 KCMG 勛銜。1906年6月8日,馬格里在英國蘇格蘭的寓所去世,享年73歲。

繼續介紹第二位重要人物「康德黎」(Sir James Cantlie;1851-1926),他是一名英國醫生和醫療行政人員,於1851年1月17日在蘇格蘭「班府郡杜夫鎮基夫摩亞農場」(Keithmore Farm, Dufftown, Banffshire, Scotland) 出生,是家中的長子,父母親 William and Janet Cantlie。由於從農場刻苦生活中成長,自小建立強烈的工作熱忱和責任感,秉承蘇格爾氏族的道德倫理,影響終生。在其悠長的醫務生涯中,經常提供免費服務,並關注不幸者的福利。他深受「親保守黨」父親的影響,個性獨立,思考卻傾向保守;他又熱愛家鄉的音樂、詩歌和語文,常以蘇格爾先輩感到自豪。

1866年,康德黎進入「鴨巴甸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同時修讀文理科目。1871年,自然科學碩士畢業後,選擇從醫,於鴨巴甸大學接受醫學訓練。1873年,以優異榮譽成績在鴨巴甸大學醫科畢業,隨後到「倫敦查寧十字醫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 London) 擔任解剖學導師、醫生、駐院外科醫生、外科專業醫生等工作。

在倫敦醫院工作期間,康德黎接觸許多意外受傷者,誘發其救傷扶危的「急救」(first aid) 興趣,參加當年新成立的「聖約翰救傷隊」(St John Ambulance Association),擔任導師。1882年,他又加入「倫敦蘇格蘭志願軍」(London Scottish Volunteers) 的外科醫官,有感於為該志願軍提供的醫療援助缺乏彈性,康遂號召一羣醫療工作者,成立一支更具彈性、輪流候命的醫療工作隊。1883年,他與另一名軍隊醫療改革者「喬治.埃瓦特」(George Evatt) 合力創立「志願軍醫療工作者組織」(Volunteer Medical Staff Corps),為志願軍人提供義務醫療服務。

1883年,他和一羣醫生到埃及提供志願醫療服務,運用他們的急救知識,為當地的霍亂病患者提供診治。在此工作期間,培養他日後研究熱帶疾病和到海外工作的興趣。他在埃及認識了 Mabel Barclay Brown,於1884年兩人結為夫婦,育有4名兒子。

在倫敦工作期間,康德黎對都市貧民的居住環境與健康感到興趣,尤其查寧十字區的惡劣衛生環境,嚴重影響市民的健康。1885年,他在 Parkes Museum 發表一篇具爭論性的文章,題為《Degeneracy among Londoners》,提出由於過度人口擠迫與工業污染,導致空氣缺乏臭氧,嚴重影響市民的健康。他的嶄新觀點,卻遭受傳媒的猛烈批評。

1887年8月,康德黎應好友孟生醫生 (Dr Patrick Manson) 的邀請,攜同妻子前赴香港「雅麗氏利濟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 執業。他積極全面參與香港的各種醫療工作,包括公共衛生;並協助設立一間疫苗注射中心 (Vaccine Institute),監管預防天花 (smallpox) 高質素疫苗的穩定供應。1887年10月,他倡議並參與何啟及白文生創辦「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教授中國學生習醫,以雅麗氏利濟醫院為實習場所。1889年至1896年間,康德黎繼孟生出任該校的第二任教務長,成為孫逸仙的老師,兩人發展亦師亦友的關係。孫逸仙畢業後到澳門及廣州行醫,康亦專程探望。

在香港工作9年後,康德黎夫婦返回倫敦,康出任查寧十字醫院應用解剖學顧問醫生。1898年10月,孫逸仙到達倫敦後遭清大使館擄綁,是為「倫敦蒙難」,獲康德黎全力營救脫險,詳情見網誌240〈倫敦蒙難(一):案發現場〉及網誌241〈倫敦蒙難(二):案件重演〉,在此不贅。

基於香港的經驗,康德黎成為熱帶疾病的專家,聲望日隆。1898年8月,與「辛普森醫生」(Dr William Simpson;加爾各答前醫務人員) 合力創辦有關熱帶疾病的期刋《the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出任該期刋的編輯長達23年。1899年,康德黎協助孟生成立「倫敦熱帶醫療學院」(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康並出任該學院熱帶外科的第一任外科醫生和講師。

康德黎返回倫敦後,重新投入研究居住環境與健康的工作,並於1906年出版一本相關著作,題為《Physical Efficiency》,再一次遭受醫學界的批評。1907年,協助創辦「熱帶醫藥衞生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康德黎夫婦參加「英國紅十字會」(British Red Cross Society),負責統籌志願醫療援助工作。1918年,康德黎獲「英王喬治五世」(King George V) 頒授 KBE 勛銜,以表揚其對醫學和社會的貢獻。康於1926年5月28日逝世,享年75歲。

綜合而言,從宏觀角度,兩位英國人物,各具個人性格,亦各創一番偉業:馬格里在軍事與政治上處心積累、長袖善舞、扶清聯洋;康德黎在醫療與衛生上宅心仁厚、慈善為懷、救急扶危。他們在同一時代、不同層面形成兩股「外國勢力」,分別對中國與香港作出偉大貢獻。從微觀角度,兩人在「倫敦蒙難」事件上亦代表着兩股「外國勢力」:一方策劃擄綁;另一方則全力拯救;兩者分別扮演着「反、正」兩派極其重要的角色,造就事件的深遠影響。

回顧孫逸仙於倫敦蒙難後,聲名大噪,曾被邀約到英國各地講演。1897年3月11日晚上,孫逸仙與康德黎出席在倫敦聖馬丁市政廳 (St. Martin’s Town Hall) 一個有關中國問題的講座,孫發表了一篇有關中國政府的文章,與會者接近260人,收益撥交倫敦查靈十字醫院。

1912年(民國元年),康德黎著有《孫逸仙與中國的覺醒》(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書,揭示孫逸仙領導革命的目的和建設新中國的步驟,使世人對中華民國有更透徹的瞭解,可見康一直是孫逸仙革命運動的忠實支持者。同樣地,孫逸仙在1922年用英文出版《實業計劃》(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一書時,曾在扉頁題字,把此書獻給康德黎夫婦,原文說:「This work is affectionately dedicated to Sir James and Lady Cantlie, my revered teacher and devoted friends to whom I once owed my life」,亦充分彰顯這段難能可貴的師生情誼,惺惺相惜。

進一步剖析,孫逸仙倫敦蒙難獲釋後,用英文寫成了《倫敦蒙難記》一書,在英國出版,披露了事件的經過。這事件無論是在孫逸仙的一生中,還是在反清革命運動的歷程上,都產生極重要影響。獲釋之後,孫逸仙一直在倫敦居留至1897年7月2日,並在「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 研讀政治、外交、法律、軍事、礦產和經濟等書籍。他雖然繼續遭受清廷大使館人員的監視,渡過極其清貧的生活,但在數月的居留研習期間,於大英博物館的博覽羣書,令他獲得思想啟蒙;在英國各地的周遊觀光,也使他視野廣開。

經過對英國社會的考察和研究,其所見、所聞、所學,既充實了他的革命思想;亦形成了他的「三民主義」理論。孫逸仙在他的《孫文學説》總結道:「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余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香港社會最近流行一句名言:「成也英國;敗也英國」。套用於微觀的倫敦蒙難事件,不亦是:敗也英國 — 馬格里的策劃擄綁;成也英國 — 康德黎的全力拯救?放諸在宏觀的中國軍事政治和香港醫療衛生的貢獻,則中華兒女對馬格里和康德黎兩位英國人物,可會如何評價?

備註1:有關「倫敦蒙難」詳情,可參閱網誌240〈倫敦蒙難(一):案發現場〉及網誌241〈倫敦蒙難(二):案件重演〉。

備註2:本文部份資料,取材譯述自英國「國家檔案局」〈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線上資料;及參考自《近代中國史綱》一書,郭廷以著,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謹此鳴謝。

這篇文章發表 於 星期三, 九月 14th, 2011 6:33 上午 在 邁向現代 Road to Modernity. 你可以回應這篇文章透過 RSS 2.0 feed. 你可以 留下回覆, 或 引用 從你的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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