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K M Lam君在網誌208的回應說：

「剛巧地，小弟今天閱讀報刋時，也留意到劉夢熊登了全版文章題為『關鍵在於價值觀』。內容也是環繞『普世價值』及在某些情況下，應對其作出肯定。引述他的文章開始是『本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作為普世價值觀是人類共同文明成果，………』。

小弟才疏學淺，不甚懂得作者海遠和劉夢熊所寫的同樣是有關『普世價值』其各自奥妙之處。但小弟看來兩篇文章頗有異曲同工、殊途同歸之妙。」

海遠知悉，劉先生在2010年12月15日《明報》和《東方日報》刋登全版廣告發表一篇文章，論述「普世價值」，亦把同一篇文章上載其「博客」。《東方日報》刋登該文章的網址是–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1215/00184_008.html；

劉先生的個人博客網址是–
www.lewmonhung.com。

另外，《亞洲周刋》在2010年12月19日第24卷50期亦刋載一篇對劉先生的主題專訪文章，各讀者可到訪其網頁參考，網址是–
http://www.yzzk.com/cfm/main.cfm。

劉先生以〈關鍵在於價值觀〉為題的文章，現錄述如下：

〝本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作為普世價值觀，是人類共同文明的成果，不是西方和資本主義的「專利」。一九九二年鄧小平視察我國南方，批判了「改革開放要問姓社姓資」「左」的一套，提出了判斷是非的「三個有利於」標準，開啟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歷史轉變，令中國經濟走上「快車道」，這實質上是擁抱普世價值的成果。

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倡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包含了市場經濟；「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當然融合了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然包括了人權。可以說，「三個代表」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與普世價值最為接近的治國理念。

中央領導人年前公開認同普世價值，但隨後遭到來自「左」的攻擊；最近中央領導人重申「人們對民主和自由的渴求是不可阻擋的」，「任何黨派、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過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這顯然是對普世價值的再次肯定。

若中國拒絕普世價值，勢必回到「輿論一律」、「在上層建築全面專政」乃至「階級鬥爭為綱」老路，經濟改革成果必將得而復失。不用說會對認同普世價值的香港「人心回歸」產生負面影響，還令認同普世價值的台灣當局和人民「敬鬼神而遠之」，兩岸和平統一益發艱難。當前有必要重溫鄧小平名言：「主要是防止左。」〞

回應K M Lam君的問題，劉先生所說的「普世價值」和海遠所說的並無不同，祇是彼此的立論出發點有些分別。

劉先生是從中國的「務實政治」出發，論據包括：鄧小平名言：「主要是防止左」；中央領導人年前公開認同普世價值；以及對台灣和香港「人心回歸」的影響。

海遠則是從「務虛理論」出發，試圖說明何以這些「價值」是「普世」，論據包括以下四點：

(一) 中國的「大同理想」(見網誌205)；

(二) 美國的《獨立宣言》(見網誌138)；

(三) 《Guns, Germs, and Steel》第十四章，認識到人類的早期社會比較「單純、自由」(見網誌205)；

(四) 《Peopling of the World》，認識到這些「單純社會」其實成就非凡(見網誌148)。

從 (一) 和 (二) ，海遠認定這些「價值」的確是「普世」，因為在「中 / 西方」的哲學都出現類似的觀點，「中國」的「大同理想」更比「美國」的《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776) 及「馬克思–恩格斯」(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的《共產主義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 等「西方哲學」還早二千多年；「大同理想」確實是真材實料的本土出品，並非源自外國「精神污染」的「山寨」貨色。

從 (三) 和 (四) ，海遠認定這些「價值」的確曾經存在，雖然可能已是「史前時代」。

這四項事例之間的關連其實非常脆弱，海遠硬把它們拉在一起，確實勉強。在沒有其他辦法之餘，海遠採取「先下結論；再找証據」策略，深明並不符合「科學精神」，亦祇好如此自圓其說。K M Lam君謙稱自己「才疏學淺」，實情是海遠的思維跳躍過度，論據不足。嚴格來說，「普世價值」是一個「感性」而非「科學」的觀點，因此可以容許海遠盡量發揮「創意」。

〔附註：在此感謝Joan君對網誌143〈人獸之別(二)〉的回應，“The opposable thumb ”卻是明確有科學根據，與「普世價值」的論點不同。〕

容許海遠在此再用「跳躍思維」回答一個假設性問題：何以「普世價值」最先在美國而並不是在歐洲發出？海遠想到，當歐洲人初次踏足北美洲時，前面有無盡空間可供發展，就像《Peopling of the World》一樣，人類踏出非洲，前面有無窮天地。因此，北美洲的新移民發揮遠祖的本性：「愛自由，不願受管束，寧可冒險犯難闖新，也要追尋自已的幸福快樂。」當受到英國人壓榨時，他們就奮起反抗，並以簡單優美的文字，把這種精神寫入《獨立宣言》。

當然，事情總有兩面的看法。北美洲其實已有「原住民」，我們看到「新移民」擴張的喜悅，但看不見另一面就是「原住民」的萎縮滅亡。因為「新移民」擁有絕對優勢的武器，可以視「原住民」如「無物」，才有「無盡空間」的發展自由，歐洲人在歐洲當地則沒有這理想場境。因此，可以想像《獨立宣言》中所說的「All Man are created equal」，其中這個「Man」字的定義其實非常狹窄，可能僅指「在美國的白種歐洲男子」，「原住民」和「黑奴」不計在內，當時的白人婦女，也沒有投票權。

然而，我們不應因此便說美國人「虛偽」，卻要從當代的時空背境來思考。試想想，於1776年，世界上大部份人仍然是馴服生活在「絕對皇權」的壓迫底下，美國人的《獨立宣言》無異是「暮鼓晨鐘」，日後在世界各地喚醒很多「順民」起來爭取他們的權利，美國人自己也不斷反思，逐步改進「All Man」的定義。

中國歷史很早便知悉有「大同理想」，但亦很早便接受了「大道既隱」的現實，默默無言地在絕對皇權底下生活了幾千年。直至清朝末年，孫中山先生鼓吹革命，才再喚醒中國人對「普世價值」的追求；孫中山先生的座右銘是「天下為公」，也就是說，他是以「大同理想」作為改革中國的目標。他的遺言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今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1911年」的一百年祭，如果真要紀念「辛亥革命」，海遠認為，重新檢視《禮運大同篇》，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備註：本文部份資料，引述自劉夢熊先生上述文章，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