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普世價值」
讀者K M Lam君在網誌208的回應說:
「剛巧地,小弟今天閱讀報刋時,也留意到劉夢熊登了全版文章題為『關鍵在於價值觀』。內容也是環繞『普世價值』及在某些情況下,應對其作出肯定。引述他的文章開始是『本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作為普世價值觀是人類共同文明成果,………』。
小弟才疏學淺,不甚懂得作者海遠和劉夢熊所寫的同樣是有關『普世價值』其各自奥妙之處。但小弟看來兩篇文章頗有異曲同工、殊途同歸之妙。」
海遠知悉,劉先生在2010年12月15日《明報》和《東方日報》刋登全版廣告發表一篇文章,論述「普世價值」,亦把同一篇文章上載其「博客」。《東方日報》刋登該文章的網址是–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1215/00184_008.html;
劉先生的個人博客網址是–
www.lewmonhung.com。
另外,《亞洲周刋》在2010年12月19日第24卷50期亦刋載一篇對劉先生的主題專訪文章,各讀者可到訪其網頁參考,網址是–
http://www.yzzk.com/cfm/main.cfm。
劉先生以〈關鍵在於價值觀〉為題的文章,現錄述如下:
〝本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作為普世價值觀,是人類共同文明的成果,不是西方和資本主義的「專利」。一九九二年鄧小平視察我國南方,批判了「改革開放要問姓社姓資」「左」的一套,提出了判斷是非的「三個有利於」標準,開啟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歷史轉變,令中國經濟走上「快車道」,這實質上是擁抱普世價值的成果。
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倡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包含了市場經濟;「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當然融合了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然包括了人權。可以說,「三個代表」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與普世價值最為接近的治國理念。
中央領導人年前公開認同普世價值,但隨後遭到來自「左」的攻擊;最近中央領導人重申「人們對民主和自由的渴求是不可阻擋的」,「任何黨派、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過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這顯然是對普世價值的再次肯定。
若中國拒絕普世價值,勢必回到「輿論一律」、「在上層建築全面專政」乃至「階級鬥爭為綱」老路,經濟改革成果必將得而復失。不用說會對認同普世價值的香港「人心回歸」產生負面影響,還令認同普世價值的台灣當局和人民「敬鬼神而遠之」,兩岸和平統一益發艱難。當前有必要重溫鄧小平名言:「主要是防止左。」〞
回應K M Lam君的問題,劉先生所說的「普世價值」和海遠所說的並無不同,祇是彼此的立論出發點有些分別。
劉先生是從中國的「務實政治」出發,論據包括:鄧小平名言:「主要是防止左」;中央領導人年前公開認同普世價值;以及對台灣和香港「人心回歸」的影響。
海遠則是從「務虛理論」出發,試圖說明何以這些「價值」是「普世」,論據包括以下四點:
(一) 中國的「大同理想」(見網誌205);
(二) 美國的《獨立宣言》(見網誌138);
(三) 《Guns, Germs, and Steel》第十四章,認識到人類的早期社會比較「單純、自由」(見網誌205);
(四) 《Peopling of the World》,認識到這些「單純社會」其實成就非凡(見網誌148)。
從 (一) 和 (二) ,海遠認定這些「價值」的確是「普世」,因為在「中 / 西方」的哲學都出現類似的觀點,「中國」的「大同理想」更比「美國」的《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776) 及「馬克思–恩格斯」(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的《共產主義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 等「西方哲學」還早二千多年;「大同理想」確實是真材實料的本土出品,並非源自外國「精神污染」的「山寨」貨色。
從 (三) 和 (四) ,海遠認定這些「價值」的確曾經存在,雖然可能已是「史前時代」。
這四項事例之間的關連其實非常脆弱,海遠硬把它們拉在一起,確實勉強。在沒有其他辦法之餘,海遠採取「先下結論;再找証據」策略,深明並不符合「科學精神」,亦祇好如此自圓其說。K M Lam君謙稱自己「才疏學淺」,實情是海遠的思維跳躍過度,論據不足。嚴格來說,「普世價值」是一個「感性」而非「科學」的觀點,因此可以容許海遠盡量發揮「創意」。
〔附註:在此感謝Joan君對網誌143〈人獸之別(二)〉的回應,“The opposable thumb ”卻是明確有科學根據,與「普世價值」的論點不同。〕
容許海遠在此再用「跳躍思維」回答一個假設性問題:何以「普世價值」最先在美國而並不是在歐洲發出?海遠想到,當歐洲人初次踏足北美洲時,前面有無盡空間可供發展,就像《Peopling of the World》一樣,人類踏出非洲,前面有無窮天地。因此,北美洲的新移民發揮遠祖的本性:「愛自由,不願受管束,寧可冒險犯難闖新,也要追尋自已的幸福快樂。」當受到英國人壓榨時,他們就奮起反抗,並以簡單優美的文字,把這種精神寫入《獨立宣言》。
當然,事情總有兩面的看法。北美洲其實已有「原住民」,我們看到「新移民」擴張的喜悅,但看不見另一面就是「原住民」的萎縮滅亡。因為「新移民」擁有絕對優勢的武器,可以視「原住民」如「無物」,才有「無盡空間」的發展自由,歐洲人在歐洲當地則沒有這理想場境。因此,可以想像《獨立宣言》中所說的「All Man are created equal」,其中這個「Man」字的定義其實非常狹窄,可能僅指「在美國的白種歐洲男子」,「原住民」和「黑奴」不計在內,當時的白人婦女,也沒有投票權。
然而,我們不應因此便說美國人「虛偽」,卻要從當代的時空背境來思考。試想想,於1776年,世界上大部份人仍然是馴服生活在「絕對皇權」的壓迫底下,美國人的《獨立宣言》無異是「暮鼓晨鐘」,日後在世界各地喚醒很多「順民」起來爭取他們的權利,美國人自己也不斷反思,逐步改進「All Man」的定義。
中國歷史很早便知悉有「大同理想」,但亦很早便接受了「大道既隱」的現實,默默無言地在絕對皇權底下生活了幾千年。直至清朝末年,孫中山先生鼓吹革命,才再喚醒中國人對「普世價值」的追求;孫中山先生的座右銘是「天下為公」,也就是說,他是以「大同理想」作為改革中國的目標。他的遺言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今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1911年」的一百年祭,如果真要紀念「辛亥革命」,海遠認為,重新檢視《禮運大同篇》,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備註:本文部份資料,引述自劉夢熊先生上述文章,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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