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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物質文明 vs 精神文明

作者 : 海遠   在 國際視野 A Global View

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見網誌201) 一書,其中有下列三章–

Chapter 12:Blueprints and borrowed letters–The evolution of writing (第12章:文字的起源–文字演化史);
Chapter 13:Necessity’s mother–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第13章:發明為需求之母–科技演化史);
Chapter 14:From egalitarianism to kleptocracy–The evolution of government and religion (第14章:國家的誕生–政治和宗教的演化史)。

從這三章節中,我們可以明白「文字、科技、政治、宗教‥‥」等等,都是「文化」與「文明」的重要項目,海遠就這幾點再加一些補充。

(一) 文字(見第12章):「文字」是構成「文明」重要的一環,「文明」的相對是「野蠻」;從英文詞彙來說,也就是「civilised」相對「barbaric」;從羅馬帝國的觀點來說,「barbarian」是指那些「沒有文字、祇有口語」的人。羅馬人征戰環繞「地中海」區域,遇上不同民族,羅馬人自視最為先進,對其他「有文字」的民族仍有一點尊重,認為「可溝通」,皆因羅馬人自信滿溢,認為祇要經反覆研究,必能破解任何「文字符號」。相反地,對那些「沒有文字、祇有口語」的人,羅馬人覺得難以溝通,因為當時沒有「錄音機」,羅馬人無法把聲音複製下來,再供反覆研究,難以明白其義,羅馬人嘲笑他們為祇懂「Bla-bla-bla」的人,也就成了「Barbarian」的名稱來源。後來,基督教傳教士把羅馬的「拼音字母系統」帶到歐洲各民族,為各民族的口語「文字化」,亦可說是為歐洲帶來了「文明」(見網誌8)。

中國的「方塊字」造字基礎是「形聲」而不是「拼音」,就資訊傳遞的功效而言,兩者各有優點:「拼音字母」較容易發送(例如運用活字印刷);「形聲字」則較容易接收。日本的「漢字、平假名、片假名」,亦是演化自中國的文字(見網誌42)。然而,不論是「拼音」或是「形聲」造字系統,始創時都非常艱難,在中國亦聞有此驚歎傳說:「倉頡造字,驚天地,泣鬼神」。

(二) 科技(見第13章):這是「工具」的發明和運用,亦是人類能以類近猿猴的瘦弱身軀,戰勝獅子老虎等猛獸,晉級成為「超級獵人」的憑藉。工具的原材料,已由「木石」而至「金屬」;武器已由「刀矛」而至「槍炮」;生產模式亦已由「農牧」而至「工業」、再達「電子資訊」等。我們已習慣了現代科技所帶來的舒適生活,很難想像如何在一個「缺水缺電、鑽木取火」的原始社會中生活。

科技始於農耕,農耕提高了糧食的生產力,一個農民可以養活幾個人,多出的勞動力,有些成為「工匠」;有些成為「戰士」;有些成為「官僚」或「知識分子」。分工的結果,又再提高社會的整體生產力,有餘遐的生活,「聰明腦袋」自然會想出「無限創意」,「創意」是科技和藝術的基礎。也就是說,進入了「農牧業社會」之後,人類的「物質文明」,是越來越豐富了。

(三) 政治(見第14章):這是一篇見解非常發人深省的文章,海遠略加補充。本書作者「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 曾在「新畿內亞」(New Guinea) 考察,接觸到當地一些「未開發」的部落,他們有些仍在「游獵收集」(Hunting–Gathering) 階段;有些則已發展出初期的「農牧業」(agriculture)。新畿內亞山區與南美洲亞馬遜森林,是現今世界上唯一仍存在「低度開發」民族部落的地方,從這些觀察,戴蒙推想出人類「史前文明」的生活狀況。

這些「早期部落」的一大特色,是人數較少,一般祇有幾十戶人家,幾百個人口。因為人數少,彼此都互相認識,亦可能有一點血緣關係,社區內沒有分工,亦共享所得。社區內的事情,很多時都能在晚間「營火」旁議決,「領導人」都是由眾人推舉,沒有特權,亦不會世襲。

「合群」是人類生存爭勝成功的主要因素,單打獨鬥,個人即使擁有石刀石斧,也不能戰勝猛獸。必須由一群人 — 例如十多人 — 共同策劃,設置陷阱,互相照應,彼此信賴 — 例如自己受傷時同僚必來救援,才能勇敢面對猛獸而不必逃走,這是一個聰明腦袋中「自信」和「意志」的表現。

但當社區人口超過千人以上,事情便趨複雜化。彼此未必認識,人際衝突增加,事事難以公決,生產亦會「分工」,亦出現一個「統治階層」。戴蒙認為,游獵收集社會的人口不會超過「千人」這個「臨界點」,超過就會分裂;但農業社會則認為「人多好辦事」,特別是大型的「水利工程」,更非召集萬千工人不可,農業社會的統治術,就是將這個「分裂臨界點」推得越大越好。

從另一角度看,農業社會的發展過程,是不斷的合拼:由「小部落」(clans;tribes)到「大部落」(chiefdom;又稱猶長國);再到「城邦」(city;states);及至「帝國」(empires)。然後,當帝國的體積超越「臨界點」,於是分裂,再重組‥‥。歷史就是如此循環不息,但在「合併 / 分裂」的循環中,卻充斥着一場又一場的戰爭。

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殺戮越來越多,陰謀詭計亦層出不窮,聰明腦袋對着聰明腦袋,不知誰勝誰負。面對死亡威脅而不能退縮,是對身心壓迫的絕大考驗,當聰明腦袋用來互相對決時,「智慧」可以變得既是很「邪惡」;亦是很違反「人性」。也可以說,自從進入農業社會後,人類的「精神文明」,變得越來越「墮落」了。

「農耕」是需要很多「計劃、投資」,再等待「收成」。農民在春天就要翻泥、播種;夏天要灌溉、除雜草;秋天才有望收成。既然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勞力,農民都非常珍惜土地和莊稼,於是有了「我的財富、我的土地」的概念,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都為私利計算,而為了私利,許多違反人性的事情也做出來了。更可怕的是,許多時的「私利」並非關係生死,而祇關乎享受,例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又例如爭權奪位‥‥等等,這種自利的黑暗,已超乎野獸的「森林定律」。

「精神文明」的「墮落」,可見於中國典籍《禮記.禮運篇》(見網誌49、50),再引述如下:

《禮記》〈禮運大同與小康篇〉–

昔者,仲尼與於蠟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海遠嘗試把「大同」與「小康」兩境界作一比較如下:

大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小康:大道既隱,天下為家;
大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小康: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大同:貨不藏於己,力不必為己;小康:貨力為己;
大同:選賢與能;小康:大人世及以為禮;
大同:講信修睦;小康:禮義以為紀;
大同:謀閉不興;小康:謀用是作;
大同:外户不閉;小康:城郭溝池以為固;
大同:盜竊亂賊而不作;小康:兵由此起;
大同:三代之英;小康:六君子。

可以說,「小康」是「大同」的墮落,而「小康」是由「夏禹」開始。「夏禹」的事蹟有二:其一、治水;其二、家天下。他把帝位傳給兒子「啟」,開始了中國「權力世襲」的傳統,祇有經過「革命」,例如「成湯伐桀、周武伐紂」等革命,才得以「改朝換代」,卻祇改為另一家的天下;跟著,又須等待另一次「革命」‥‥。

大禹治水,用了十多年,但即使是特大的洪水,也應在例年的旱季消退,治水而用了十多年,應該是為了建造一個龐大的水利工程,把破壞性的洪水,化為建設性的灌溉水,奠下了中國作為「農業大國」的地位。中國成為「農業文明大國」的同時,社會風氣亦由「大同」墮落為「小康」。值得注意的是,在墮落之後,祇有賢明的君主,譬如:「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才能達到小康。但中國更多的是「昏君、暴君」,中國人民捱受的苦難就更多了。中國的農業歷史非常悠久,統治官僚的「假大空」風氣亦特別嚴重,例如:學校是豆腐渣;奶粉是「三聚氰氨」,而「上訪者」則被無辜判罰牢刑。

農業社會導至「物質豐裕、精神墮落」,驟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海遠可以再提供另一證據。

話說古印度的原始佛教,僧侶的生活都是「沿門托缽」,夜宿荒野,他們既沒有寺廟;也沒有田地。這是類似農牧社會以前的「收集者」(gatherer) 生活,當然沒有狩獵,俗人供應甚麼,就吃甚麼,不能揀擇。他們因為沒有私產,故能達到佛教最精要的「無我」境界。

佛教傳到中國後,中國的僧侶覺得「行乞」不是好辦法,於是改為在深山中建築寺廟棲身,開闢田地耕種,自食其力,偶而使用善信的香油補貼。活在深山,雖然艱苦,但較少與人爭奪,總算是「佛門清淨地」。然而,有「門」就有分「內外」,就有分「你、我」,離「無我」又遠一步,有時連「佛門」亦無法「清淨(靜)」。

現實與理想之間,總有很長的距離,政治的優劣標準,其實就是在兩者之間如何取得較佳的平衡點。

環顧五千年文字記載的「世界文明史」,都是記述一場又一場的戰爭。西方歷史有:「特洛伊戰爭」、「波斯希臘戰爭」、「亞歷山大帝國興亡」、「羅馬帝國興亡」‥‥等,都帶來大量的殺戮和奴役。中國歷史有:「春秋戰國」、「楚漢相爭」、「三國鼎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亦是不遑多讓,血流成河。

西方史學家注意到,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200年間,由東方到西方,橫跨歐亞大陸,都出現了一些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等,他們都在反思人間的善惡,人生的意義‥‥等等問題。這些人物,在中國有:「先秦諸子」包括孔子、老子等;在印度有:「釋迦牟尼」;在波斯有:「瑣羅亞斯德」(公元前628年至公元前551年)創立「祅教」,又稱「拜火教」(Zoroastrianism;即金庸筆下《倚天屠龍記》之「明教」);在以色列則有:《舊約聖經》中的各位「先知」;在希臘有:「荷馬、蘇格拉底、柏拉圖」等。西方學者稱這段輝煌的哲學年代為「軸心年代」(the Axial Age)。

誠然,稍後期間「基督教」與「羅馬帝國」整合後衍生出來的「西方文明」,對「現代文明」的影響最大,這已是公元以後的歷史了。

觀乎西方的「野蠻人」,農耕的歷史較短,卻更能保存了中國遠早的「大同」理想:他們的選舉制度;他們的福利制度;他們的淳樸民風;有時可真達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境界。我們嘲笑他們「蠢鈍」,卻不自知「富中國特色」的「聰明」,其實是人性的早經墮落與迷失。

這篇文章發表 於 星期一, 十一月 15th, 2010 9:44 上午 在 國際視野 A Global View. 你可以回應這篇文章透過 RSS 2.0 feed. 你可以 留下回覆, 或 引用 從你的個人網站.

One comment

Mr K M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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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閱畢此篇文章後,要消化所有內容,確是力有未逮。但懷着學習的心情,足以令小弟大開眼界,大有裨益。尤其是「大同」與「小康」兩者之銓釋和區別。謝謝!

十一月 21st, 2010 at 1:06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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