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八月

資料保護與營商之道

作者 : 雅帆   在 國際視野 A Global View

香港近期的「八達通事件」(the Octopus incident),揭露大型商業機構販賣個人資料謀利,哄動全城,除了營商者的道德操守遭受質疑外,《個人資料(私隱)條例》(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香港法例第486章;Chapter 486;以下簡稱私隱條例) 有否足夠法律效力去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privacy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亦令人關注和引發廣泛討論。雅帆僅以匹夫之見 (layman’s view),從宏觀與微觀的兩種不同角度,提出一些背景資料和觀點,讓讀者進一步思考這個牽涉個人人權與營商道德的嚴肅問題。

話說香港在推行「資料保護」(data protection) 已有一段頗長歷史,前港英政府於1988年3月便印製一份「資料保護原則及指引」(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為公共及私人機構在保護個人資料提供指引,該份指引屬自願遵守的行政措施 (administrative measures),並沒有法律約束效力。

其後,「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Law Reform Commission of Hong Kong) 附屬的「私隱權小組」(Privacy Sub-Committee),在上訴庭馬天敏大法官 (Justice Mortimer,Member of the Court of Appeal) 領導下,自1989年10月開始,對保障個人資料的私隱從法律層面進行研究,並於1994年8月發表《有關保障個人資料的法律改革報告書》(Report on Reform of the Law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該報告書的建議亦成為日後立法基礎。報告書全文可參考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相關網頁,網址是–
http://www.hkreform.gov.hk/en/publications/rdata.htm

然而,除了經歷上述長年累月的孕育,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立法工作,還須巧遇兩項催生因素。首先,於九十年代中期,歐盟國家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蘊釀對沒有「足夠保障個人資料法例」(adequate law of data protection) 的國家實行「限制資料誇境流通」(restriction of transborder data flow),此舉將重大打擊香港的國際經貿活動,迫令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立法工作刻不容緩。其次,1992年7月到港履新的末代港督彭定康 (Christopher Patten),積極推動有關保障人權的法例,務求於97回歸前完成立法工作,而香港社會亦普遍認同需要以立法方式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在此背景下,前港英政府於1995年8月制定《私隱條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以下簡稱私隱專員公署) 於1996年8月1日成立,大部份的條文亦已於1996年12月20日開始生效,現今祇餘第33條有關個人資料跨境流通的規定尚未生效。由於這條文的影響廣泛深遠,而中國目前未有制定資料保護法例,令特區政府多一份顧慮,相信這條文在未來數年亦難以生效。

《私隱條例》的目的是在個人資料方面保障在世人士的私隱;並保障個人資料得以不受限制地從已實施資料保障法例的國家和地區自由流入香港,這有助促進本港經濟的持續發展。(The purpose of the Ordinance is to protect the privacy interests of living individuals in relation to personal data. It also contributes to Hong Kong’s continued economic well being by safeguarding the free flow of personal data to Hong Kong from restrictions by countries that already have data protection laws.) (載錄自私隱專員公署印行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資料使用者指引第一號》,1997年1月修訂版。)

簡單地說,《私隱條例》的立法原意,既為保障普羅大衆的私隱權利;亦為照顧商業機構的經濟活動,以平衡兩者利益為最終目標。再者,《私隱條例》絕非一面倒傾斜向保障個人資料的私隱權,亦同時為保障公衆利益而在第VIII部設置許多「豁免條款」(exemption provisions)。

根據《Privacy Laws & Business International Newsletter》亞太區編輯「Mr Graham Greenleaf」於2009年8月在該雜誌第100號 (Issue 100) 一篇題為〈Twenty-one years of Asia Pacific data protection〉的文章中指出,直至2009年中為止,亞太區共有7個國家或地區擁有資料保護法例,依立法年份次序包括:澳洲(1988);日本(1988);紐西蘭(1993);香港(1995);台灣(1995);南韓(1995);澳門(2006)。由此可知,兩岸四地尚欠中國暫時祇有資料保護法例的草擬本。上述文章英文全文可參考相關網頁,網址是–
http://www2.austlii.edu.au/~graham/publications/2009/PLBI100_21years.pdf

雅帆認為,若要深入瞭解香港的《私隱條例》,必先留意「普通法」(common law) 之下其中兩項原則–

(一) 在前設條例沒有訂明條文規定的情況下,假若前設條例條文規定與後設條例條文規定互有衝突,則後設條例可凌駕前設條例。

(二) 除了條例條文特別訂明的例外情況,否則違反條例條文規定將被視為「觸犯刑事罪行」(commits a criminal offence);相反地,違反條例附表規定並不被視為觸犯刑事罪行。

首先,既為符合上述第一項普通法原則,卻要預防後設法例於有意或無心之間瞞天過海,破壞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其次,亦為強調《私隱條例》在個人資料方面保障私隱的重要性;再三,並為其給與適當權力,前港英政府在立法時特別設置第3(2)條,提供多一層「保險」,原文錄述如下–

「凡本條例任何條文與其他條例任何條文有任何衝突或不相符之處,則在該衝突或不相符之處(視屬何情況而定)的範圍內,本條例條文凌駕該條例的有關條文。(Where there is any conflict or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and the provisions of any other Ordinance, then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shall, to the extent of that conflict or inconsistency, as the case may be, prevail over the provisions of that Ordinance.)」

安排上述條文,可謂處心積累。然而可惜的是,當年臨時立法會在建制派議員主導下,以「防礙特區政府運作」及「抵觸基本法」為理由,建議廢除這條文。最後,於1997年2月23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舉行第二十四次會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通過由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3條第(2)款有關「該條例具有凌駕地位的規定」抵觸《基本法》,故此該條款不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目前在《私隱條例》第3(2)條之下,也就祇可看見:「不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Not adopted as the Laws of the HKSAR)」的字句。

祇有真正瞭解透徹《私隱條例》的有心人,才會明白第3(2)條在個人資料方面倡導保障私隱權的重要和不可或缺。假若《私隱條例》是合法、合理、合情的規定,並且祇在與後設法例發生衝突和不相符的境況下,第3(2)條才發揮其凌駕性權力,則這條文怎會是惡法?假若《私隱條例》的規定並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為何不修改有關條文?卻祇删除第3(2)條?今日社會上很多仗義執言的人士,包括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猛烈狠批《私隱條例》的軟弱無力,政府官員亦加入提出必須改革條例的同時,或許就是有心人重提復置第3(2)條的黄金機遇?無論如何,人們對復置第3(2)條的取態,也是對維護個人資料私隱這項人權的真正試金石、最佳照妖鏡,任何牛鬼蛇神,亦無所遁形。

六項「保障資料原則」(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s),乃《私隱條例》的靈魂所在。原則的內容和簡介,在此不再贅述,讀者可參考私隱專員公署網頁,網址是–
http://www.pcpd.org.hk/

保障資料原則並沒有構成《私隱條例》的主體條文,卻被放置於「附表一」(Schedule 1),何以如此?根據上文所述的普通法第二項原則,違反附表一內的保障資料原則並未觸犯刑事罪行,那麼資料使用者 (data user) 是否需要遵守這些原則?又如何去有效規管違反原則的資料使用者?

保障資料原則所涵蓋的範圍確實非常廣泛,每個人(即資料當事人;data subject)的日常生活都受影響;各機構(即資料使用者)牽涉個人資料的全部活動均被規管,故此不論如何顧慮周詳,亦無法運用簡單易明的語言,去闡釋每個複雜概念的原意和涵蓋全部情況,法例因而變得深奧難明。再者,大量不同教育程度的資料使用者,容易對保障資料原則產生不同詮釋或誤解。有見及此,前港英政府在制定法例時,刻意將保障資料原則放置於附表一,避免資料使用者 — 尤其沒有法律支援的小型機構資料使用者 — 因為錯解原則內容的非蓄意違反行為而誤墮法網。

雖然如此,為免生誤會,前港英政府透過下列兩條條文,清楚指出必須遵守六項保障資料原則–

第2(4) 條–
「在不抵觸第64(10) 條的條文下,現聲明:在本條例中的任何提述,凡其意思是指某資料使用者(不論如何描述該人)–
(a) 已違反本條例下的規定;或
(b) 正在違反本條例下的規定,
均–
(i) (如(a)段適用)包括指有關的資料使用者已作出某作為或已從事某行為,而該作為或行為是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
(ii) (如(b)段適用)包括指有關的資料使用者正在作出某作為或正在從事某行為,而該作為或行為是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

〔備註:第64(10) 條–
「任何資料使用者無合理辯解而違反本條例下的任何規定(保障資料原則除外),而本條例並無為其指明罰則,該資料使用者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3級罰款。」〕

第4條–
「資料使用者不得作出違反任何保障資料原則的作為或從事任何違反該等原則的行為,但如該作為或行為(視屬何情況而定)是根據本條例規定須作出或進行或准許作出或進行的,則屬例外。」

雖然首次違反保障資料原則並未觸犯刑事罪行,私隱專員卻可依據第50條的規定,向資料使用者發出執行通知 (enforcement notice),要求糾正該違反行為,若有拒絕糾正或再次同樣的違反行為,才算犯罪。換言之,《私隱法例》給與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資料使用者一次改過自身的免罪機會,可謂用心良苦。然而,從法例實施多年的經驗顯示,卻換來貪婪商人和奸詐律師全力發揮中國人的劣根性,千方百計的合謀鑽空子,乘虛而入,為圖厚利,蓄意破壞保障個人資料的私隱。「八達通事件」祇是同類販賣個人資料惡行的冰山一角,其影響廣泛深遠,難免激發羣情洶湧,強烈要求修改法例和加重刑責的條文。

當局在2009年8月發出檢討《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諮詢文件,其中有關「罪行及制裁」的範疇,提出以下六項新罰則建議–

(1) 把違反保障資料原則訂為罪行(建議7);
(2) 在未經授權下取得、披露和出售個人資料訂為罪行(建議8) ;
(3) 就同一事實重複違反保障資料原則訂為罪行(建議9);
(4) 就嚴重違反保障資料原則處以罰款(建議10) ;
(5) 重複違反執行通知處以更重懲罰(建議11);及
(6) 提高在直接促銷中不當使用個人資料的罰則(建議12)。

《私隱條例》13年來的執行歷史證明,宅心仁慈被評軟弱無力;網開一面變成侵權漏洞,有關保障人權的法例在西方國家推行,可逐步趨向預期目標;在香港推行,卻變質為謀取商利的工具,這也就是「橘越淮而枳」的另一證據。既然貪婪奸詐的商人缺乏商業道德,對寬鬆法例毫不珍惜,雅帆認為,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刑事化和加強違反罰則,已是民心趨向,勢所必行,當局無須猶疑,受影響者亦無容置喙。然而,修改法例的建議,能否通過立法會的分組點票和功能組別的堡壘抵禦?期望社會人士、立法會議員、傳媒均不會善忘,繼續跟進。結果如何,讀者不妨拭目以待。

《私隱條例》其實並非軟弱無力,在第IV部第14至17條設置有關「資料使用者申報表」(data user returns) 及「資料使用者登記册」(register of data users) 的「辛辣」規定,私隱專員可要求某類別的資料使用者,透過資料使用者申報表每年提交所須的「訂明資訊」(prescribed information;詳情見附表3),及於資訊變更後提交更新,以便私隱專員可將資訊上載於資料使用者登記册,讓市民查閱。這是一項非常嚴苛和繁複的規定,屬一柄「沉埋金劍」,可以斬妖除魔;然而私隱專員亦要花費工夫、消耗元氣,故此非到萬不得以,不會輕易「寳劍出鞘」。假若資料使用者— 尤其商營機構 — 亂用或販賣個人資料已達嚴重失控程度,正如俗語所云:「唔見棺材唔流淚」,則恐怕私隱專員其時亦祇有被迫考慮啟動上述條文。

回顧「八達通事件」,八達通及港鐵數名高層在向公衆解釋時,均異口同聲表示,八達通將客戶資料販賣與第三者謀利「並沒有違法」;而且利用客戶資料進行「直接促銷活動」(direct marketing activity) 是「普遍做法」。事實是否如此?雅帆就《私隱條例》保障資料第1及第3原則和法例第34條扼要地探討這事件。

根據第1原則(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及方式)訂明,祇可為直接與將會使用該等資料的「資料使用者」的「職能或活動」(function or activity) 的有關合法目的,而收集個人資料。資料的收集對該目的是必需的或直接與使用資料目的有關,而收集的資料屬足夠但不超乎適度。另外,資料使用者須以合法及公平的方式收集個人資料,以及列明資料使用者在向「資料當事人」收集個人資料時,應向該當事人提供的資料。

再者,第3原則(個人資料的使用)訂明,除非獲得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prescribed consent),否則個人資料祇可用於在收集資料時所述明的用途或與其直接有關的用途。

雅帆強調一項容易被人忽略的重點,就是資料使用者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必須與其「職能或活動」有關。舉例來說,假若八達通咭管理公司並沒有從事保險業務,則透過八達通咭所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就不應包括保險業務的運作,否則是「不公平收集」(unfair collection);假若收集目的不包括保險業務,而日後卻用作保險業務,就是更改用途,必須獲得資料當事人的預先同意;假若在收集個人資料之時,已同時要求當事人同意「日後」可作保險業務用途,則這項收集個人資料,可被定為與八達通咭管理公司「當時」的正常職能或活動無關,既然無關,該收集也是不公平的。究竟八達通咭管理公司的正常職能和活動是否包括保險業務?這就是有否違反第1原則的關鍵所在。

進一步闡釋,一間大機構的資料使用者,可能分設不同部門或子公司,去分別從事多種類的不同職能或活動。該機構不應在收集個人資料時,將所用不同部門及子公司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全部涵蓋,而非就每項收集分別處理,否則就是不公平收集。再者,各部門就其「某些職能或活動有關的指定目的」而收集個人資料,不應將這些個人資料披露或轉移與同一機構另外部門,去作出「其他不同職能或活動有關的不同指定目的」用途,否則就是違反第3原則。

試舉一例,某一大集團可能從事超級市場、藥品製造、地產、電訊‥‥等活動。假若該集團收集一名超市顧客的個人資料為超市購物送貨用途,則不應披露或轉移與同一機構的地產部門作物業買賣用途。再舉一例,康樂文化事務署同時管理圖書館、表演場地等職能,但康文署圖書館部門收集一名公共圖書證持有人的個人資料為借書用途,則不應披露或轉移與表演場地部門作審批表演場地申請用途。

雅帆認為,假若八達通咭管理公司最終被私隱專員確定違反第1及第3保障資料原則,雖然並未因此觸犯刑事罪行,但卻已違反《私隱條例》第4條的規定。換句話說,在此情況下,其行為應屬違法而非犯罪行為。八達通高層與港鐵董事局(包括政府兩名問責局長)應否就此行為虛心反思?再者,又假若私隱專員就這些違反行為向八達通咭管理公司發出執行通知,而八達通咭管理公司繼後也違反該執行通知的內容,即屬觸犯刑事罪行。

八達通咭管理公司可否收集客戶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用途?若以「八達通事件」為例,該公司所謂的使用客戶資料作直接促銷用途,或許企圖泛指以下三類:

(一) 向客戶直接推廣使用八達通咭;

(二) 向客戶推廣以八達通咭付款的商品或業務;

(三) 向客戶推廣任何與八達通沒有關係的商品或業務,亦即可廣泛至任何商品或業務,包括並非以八達通咭付款的商品和業務,例如保險月費並非以八達通咭付款的業務。

第一及第二類直接促銷活動或許可算是與八達通的職能或活動有關。至於第三類,除非八達通強辯該公司是一間直接促銷任何商品或業務的機構,否則難以令人接受是與八達通的職能或活動有關,而為此目的收集個人資料,應算是不公平收集。假若牽涉的商品或業務與資料使用者全無關係,但類似的第三類直接促銷活動,甚至販賣個人資料圖利活動,竟是香港商營機構的普遍做法,則這些機構的商業道德,確實值得令人質疑。

《私隱條例》第34(1)條對個人資料在直接促銷中的使用作出規管,條文如下–

「凡資料使用者–
(a) 已從任何來源(包括有關的資料當事人)取得個人資料;及
(b) 將該等資料用於直接促銷的目的,
則–
(i) 在該使用者於本條開始實施後首次如此使用該等資料時,他須告知該資料當事人謂如該資料當事人要求該使用者停止如此使用該等資料,該使用者須在不向該當事人收費的情況下照辦;
(ii) 如該當事人作此要求,該資料使用者須在不向該當事人收費的情況下停止如此使用該等資料。」

根據上述條文規定,當八達通咭管理公司首次使用客戶資料作直接促銷活動時,例如直接促銷保險,曾否告知客戶可以要求八達通咭管理公司停止使用(包括披露和轉移)其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活動?若然沒有,則八達通咭管理公司已違反上述條文的規定,並已觸犯刑事罪行。

堪值注意的是,為了促使大型公共及私營機構的高層重視遵守《私隱條例》,根據第65條的規定,假若僱員在執勤中作出違反《私隱條例》的行為,則不論其僱主是否知悉或批准該行為,將被視為一同作出該行為。換句話說,僱主與僱員將一同被判定違法或犯罪。再者,每年多少大、中學生,畢業後投身社會工作,由從前單純的資料當事人,頓時平添多一個陌生的資料使用者角色,僱主卻往往欠缺提供適當培訓,致使這些僱員容易身墮法網。這個毫不起眼的小關節,極可能是做成違反《私隱條例》的其中一個盲點。

《私隱條例》並非省油的燈,每名持份者亦必須付出代價。保障人權法例的遵守為政府帶來投放資源問題,並為機構主管和職員增添不少額外工夫,再加上97回歸中國在即,有關人權法例的前途被一致看淡,這等重重困難都是事實。故此當年《私隱條例》生效之初,政府和社會各階層未嘗給與適當重視,掉以輕心,虛與委蛇,陽奉陰違,甚或杯葛,從私隱專員公署薄弱資源與繁重工作的強烈對比,可見一斑。

條例的執行已經歷超過13個寒暑,香港社會對個人資料私隱的認知和重視程度未見改善;反之,商業機構亂用和販賣個人資料的趨勢卻日益嚴重,社會人士都將人為責任諉過於無口自辯的《私隱條例》,批評法例的軟弱無力、漏洞百出。然而,修改法例是否足夠解決一切難題?雅帆認為,三分鐘熱度的躹躬道歉、呼喊口號與狠批嚴詞,既是文過飾非、裝胸作勢;追尋完美法例去加強保障個人資料私隱,亦不過是緣木求魚、刻舟求劍;相反地,整個社會的持份者 — 包括市民大衆、機構主管、政策高官和公署職員 — 的正面取態、全力支持和克盡己任,才是成功關鍵所繫。

保障個人資料方面的私隱權利,是西方文明社會的其中一項指標,香港已擁有《私隱條例》13年,尚缺全面有效遵守與執行,成敗之間,盡欠人事,必須繼續啟蒙法例認知,增強營商道德,改善私隱政策,培訓執行職員,才可有望趕上駛往現代文明社會的列車。

〔後記:有關本題資料,可參閱網誌196〈資料保護與營商之道(續篇)〉;網誌202〈資料保護與營商之道(三篇)〉;及網誌204〈私隱何價〉。2010年11月16日〕

備註1:讀者可參閱網誌138〈人權天賦?〉及網誌141〈人權的國情與共識〉兩篇有關人權的文章。

備註2:本文不過匹夫之見,祇供讀者作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內容或有未詳盡處,讀者如欲知悉條例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條文。另外,有關八達通事件的發展,請留意私隱專員公署的調查報告。

這篇文章發表 於 星期一, 八月 30th, 2010 10:16 下午 在 國際視野 A Global View. 你可以回應這篇文章透過 RSS 2.0 feed. 你可以 留下回覆, 或 引用 從你的個人網站.

One comment

雅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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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帆在本篇網誌(193)文章中指出,《私隱條例》現今祇餘第33條有關個人資料跨境流通的規定尚未生效,現再略加補充。

話說本年(2010年)10月20日,王國興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辯論「改善個人資料私隱的保障」議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就該議案總結時,回應有關「個人資料轉移至香港以外的地方」,該部份發言引述如下:

「涂謹申議員和黃定光議員提議當局應立即實施《私隱條例》第33條有關轉移個人資料至海外的規定。

主席,儘管《私隱條例》第33條尚未實施,現時個人資料的使用、包括轉移,都受《私隱條例》的保障資料第3原則規管。除非個人資料轉移的目的與原來收集有關資料的目的相同或直接有關,否則資料使用者如並無有關資料當事人的同意,不能夠把該等資料轉移至香港以外的地方。而且把個人資料轉移至香港以外地方的資料使用者如可控制有關資料的持有、處理或使用,亦須遵守《私隱條例》的有關規定,所以,即使資料已轉移至外地,資料使用者在處理個人資料時亦要符合《私隱條例》的規定。

此外,若資料使用者把個人資料轉移至外地獲其授權的人士從事任何作為,例如資料處理,根據《私隱條例》第65(2)條,獲授權人士的作為亦視為資料使用者作出。換言之,亦受《私隱條例》規管。

我們會就《私隱條例》第33條的實施與私隱專員訂定未來路向。然而,這條例的實施對多個行業的跨境資料轉移活動會有重大影響,特別是銀行業及電訊業等。因此,我們需要考慮各項相關因素,包括需諮詢有關方面,以評估社會是否已就該條文的實施作好準備、相關的國際發展、是否需要制訂指引以便遵守,以及私隱專員何時可在憲報公布哪些地方有與香港《私隱條例》大體上相若的法例等。」

雅帆試舉一例,嘗試分析缺乏執行《私隱條例》第33條規定的影響。假設香港市民參加某旅行社主辦的旅行團到中國內地旅行,旅行社在安排行程時,有需要將團友的個人資料轉移與中國內地幾個相關的資料使用者,包括:該旅行社的中國分社;中國內地所住宿的各間酒店;中國內地所轉乘航班的航空公司(或如有需要其他交通工具的管理機構);中國內地參觀地方的管理機構(如有需要)‥‥等。這些個人資料的轉移,完全符合收集團友個人資料的目的,並且祇要在收集時向團友告知其個人資料將轉移與中國內地那幾個或那幾類相關的資料使用者,則可合法遵守保障資料第3原則。

再者,由於該旅行社的中國分社與香港的總社有從屬關係,後者理應可以控制前者及為前者在中國內地收集、持有、處理和使用香港團友的個人資料而負責。

然而,假若在中國內地其他幾個相關的資料使用者,包括:住宿的各間酒店、轉乘航班的航空公司、參觀地方的管理機構,使用團友的個人資料作出與旅遊直接或間接無關的用途時(例如直接促銷保險),香港的旅行社理應不會授權這些資料使用者作出無關用途,則在目前《私隱條例》第33條規定尚未生效的情況下,既無法控制、亦不應為這些中國內地的資料使用者亂用團友的個人資料而負責。當香港的旅行社將團友的個人資料轉移至身處目的地國家相關的資料使用者時,必須依賴當地的保護資料法例,去規管當地的資料使用者,假若當地沒有相關的法例,而《私隱條例》第33條規定亦未生效,則香港團友個人資料在當地的命運,豈能不令人擔憂?

雅帆再舉一例,香港人申請中國回鄉咭,必須經填寫表格將個人資料遞交至某旅行社的香港分社代辦,而該代辦機構亦必須將這些申請人資料轉移至中國內地的相關政府機構辦理,並已合法遵守《私隱條例》保障資料第3原則。但香港的代辦機構在目前的情況下,無法控制、亦不應為中國內地的相關政府機構亂用(如有的話)申請人個人資料而負責。

綜合來說,香港政府並未交出促成《私隱條例》第33條規定生效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其在立法會的回應是否僅屬偏面?有否誤導全港市民之嫌?有否廻避核心問題?是否敷衍失責?另外,立法會內,那個是人?那個是鬼?雅帆留待讀者公正的評價。

雅帆在此預測,以香港政府目前的心態,《私隱條例》第33條規定的生效,在未來5年(或13年?)之內,恐怕祇會是毫無寸進;香港政府今天的回應,不過是「假大空」的說話,徒呼奈何!

十一月 16th, 2010 at 7:42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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