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句俗語：「民以食為天」，準確講盡中國人的嗜食性格，亦嚴重影響中國人的道德規範和文明發展。本文講述幾個有關飲食與道德文明的故事。

第一個是有關禁售「藍鰭吞拿」(blue fin tuna；即金槍魚，俗稱黑鲔)的故事。話說本年(2010年)3月，《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的締約國在卡塔爾多哈 (Doha, Qatar) 舉行會議，其中由摩納哥 (Monaco) 於3月18日提出的「禁售地中海和大西洋藍鰭吞拿魚的國際貿易」提案，爭議最大，舉世觸目。

支持提案的一方包括摩納哥、美國和歐盟，擔心假若繼續捕殺，藍鰭吞拿魚可能在五年後絕種。反對提案的一方則包括日本、加拿大、中國和許多非洲國家，投訴任何形式的禁令會打擊捕漁業，並質疑藍鰭吞拿魚數目減少情況被誇大。提案最終在68票反對、20票贊成和30票棄權下被否決。

根據傳媒報導，日本代表於會議前夕邀請各締約國出席晚宴，進行最後遊說拉票，諷刺的是：晚宴食物包括藍鳍吞拿魚生及壽司。另外，雖然幾個團體包括「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Th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預先準備充足資料，並打算向出席會議人士解釋提案的要義，但當會議剛開始，利比亞代表當場尖叫，痛駡支持國代表是說謊者，強烈要求立即投票。故此，在缺乏充分討論科學、技術和經濟等相關事務的情況下，匆匆表決提案。這次表決結果，既反映了大部份締約國關注國家經濟發展，多於自然生態保育；亦暴露了國際政治聯繫，凌駕議會理性討論。

回望香港，這個保育提案亦在社會上和政圈中泛起小漣漪。香港市民嗜吃日本魚生和壽司，藍鰭吞拿是當中的熱門選擇，近年更有壽司店商人到東京築地魚市場搜購，在新年後首個交易日參加競投，連續三年成功投得最重、稱為「日本一」藍鰭吞拿魚王的紀錄。面對上述禁售提案，社會上的意見分歧：一派支持停售禁食；另一派則模棱兩可、含糊其詞。然而，公開反對提案的比較少數。

另一方面，當提案於年初在國際間醞釀，香港立法會議員馮檢基亦於1月27日的立法會會議提出口頭質詢，查問政府對該提案及在香港倡導禁售活動的取態。根據傳媒報導，馮議員並於之前一星期對「世界自然基金會」《為弱勢魚群發聲》的聲明發起聯署，要求立法會各黨派議員支持保育大西洋藍鰭吞拿，既承諾身體力行日後禁食，亦呼籲食肆放棄鼓吹顧客嗜食；更考慮去信總理溫家寶，要求中國支持該保育提案，則香港可以執行公約新規定。

傳媒跟進報導，當馮議員接觸建制派最大政黨負責環保政策的新任立法會議員時，該議員稱可以代表黨內全部9名議員聯署，支持禁售大西洋藍鰭吞拿。豈料之後其政黨幾位建制派議員都否認支持，其中兩位資深建制派議員表示「他不代表我」，另外一名建制派新任女議員則以女兒愛吃藍鰭吞拿魚生為由，拒絕簽署聲明，恐防日後食無藍鰭吞拿魚生，而破壞母女關係。

資深建制派議員沒有為拒簽聲明解釋，令人懷疑是否追隨中國反對提案的取態，而該名建制派環保政策發言人未有摸清中國的政治脈搏，卻罔言支持聯簽。再者，建制派新任女議員的拒簽解釋，則清楚表明了其政治智慧局限：嗜食藍鰭吞拿魚生的個人利益，凌駕保育自然環境生態的公衆利益；支持禁食藍鰭吞拿魚生的破壞母女親情關係，掩蓋反對禁售藍鰭吞拿提案的損害國際合作關係；自私的小我，打倒無私的大我；香港立法會議員的質素、價值觀與思維方式，未免令人驚訝。可哀的是：這等立法會議員竟可獲高票當選，為議事堂帶來舉手機器的盲從，壓倒理性思維的討論，確實是對香港選民的莫大反諷。

第二個是有關香港魚翅商刋登宣傳廣告反擊罷吃行動的故事。話說國際保護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團體發起禁捕鯊魚，並且最近在電視螢光幕亦出現割去魚鰭後棄置鯊魚、任由自生自滅的殘忍畫面，觸發香港人強烈回應，呼籲保護海洋生態、禁食魚翅，包括喜筵晚宴餐單中亦捨棄此道菜式，令魚翅加工及魚翅入口商販感到生意遭受威脅，急謀對策。

魚翅行商會遂展開反擊戰，一連兩日於報章刊登廣告，內容指魚翅是「家傳戶曉的健康食品」，並引述《本草綱目拾遺》記載，魚翅可「補五臟，長腰力，益氣」，經常進食魚翅，可「補充膠原蛋白，令人膚色潤澤」；又稱魚翅的豐富軟骨素可「預防骨骼退化、軟骨磨損」；並強調魚翅貿易在社會經濟中有一定份量。

環保團體則反駁指魚翅並無獨有營養，市民可以有更多既環保、又廉宜的衆多代替選擇。過度捕殺鯊魚取得魚翅，是短視的營商手法，當鯊魚絕種，最終魚翅行業還要面對現實，自招惡果。

沒有人會懷疑魚翅的營養價值，問題是：市民大衆在可獲提供其他同等營養豐富代替食品的情況下，應否對鯊魚的瀕臨絕種仍無動於衷？漠視保護海洋生態？魚翅商販應否為保經濟私利，捨棄社會責任？

第三個是有關外地對食物入口限制與超級市場營商策略的故事。話說在全球化及運輸發達的影響下，來自世界不同角落的食材和配料，已入侵發達國家，可輕易在各國的大型超級市場貨架找到，造成本土與外地食物的銷售競爭激烈，營銷策略的層出不窮自然不在話下，政府部門對外國食物進口的諸多限制亦變成習以為常。

英國於2000年設立「食物標準處」(Food Standards Agency) 的一個政府機構，執行「食物標準法例」(Food Standards Act)，旨在保障公衆健康，和消費者在食物方面的權益。基於東西方食物文化的差異，在外地食物禁止入口及食物安全標準方面，時常發生歧見和爭議。譬如「甜菊糖」(Stevioside；名為「蓎庄」的代糖) 是從菊科草本植物甜葉菊中提取的新型天然調味劑，被許多原產國(包括中國、日本、亞洲、南美洲)加進飲品、糖果等食物中，卻被英國食物標準處禁止含甜菊糖的食物入口，引起當地華裔商販的不滿。

在英國販賣東南亞食物的超級市場，一名來自香港的買辦曾氣憤不平地表示：「英國是一個沒有希望的貧窮國家，對外地食品的入口諸多限制，食物標準的執行非常嚴格，例如對任何食物含糖的審查嚴苛，獲准通過有困難。英國人完全不懂營商之道，缺乏中國商人積極進取、靈活彈性的生意頭腦。」其實香港和新加坡對含甜菊糖成份的食物亦有禁售，英國的食物含糖安全標準是否過嚴？這項狠批是否公平、公正？如何平衡市民健康與國家經濟？

西方文明國家對製造和售賣食物及配料的規定非常嚴格，既有抽象理念的道德價值；亦有客觀落實的審核標準。例如英國的大型超級市場，除了清楚列明食物成份和有效期限外，還可追查售賣食品的來源，包括在某些出售食物的櫃位，詳列生產農夫的資料和相片，嚴格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

上述三個故事，都在闡釋現代社會的飲食道德文明，包括對消費者、生產人、販商、政客等的規範和要求。總括來說，市民健康的公衆利益，凌駕販商營銷的個人利益；自然的生態保育，亦同樣掩蓋社會的經濟發展；這些原則，也就是建設西方社會飲食道德文明的基石。中國人可否從西方社會的經驗，獲得多少發展飲食道德文明的啟示？既可強調排除去鰭鯊魚、生劏貓狗等殘酷鏡頭的再現？亦能嚴厲制止大頭嬰兒、腎石寶寶等悲劇故事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