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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人權的國情與共識

作者 : 雅帆   在 國際視野 A Global View

現今世界,「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就人權問題 (Human rights problems),爭議不斷。前者以美國為首,確認人權乃「普世價值」,批評發展中國家的人權狀況未能達標,仍待改善。後者以中國為首,則以人權屬「非普遍性」作抗辯,解釋由於不同國家「國情有別」,因此不能每個政府都用同一套人權標準。簡單地說,人權問題的爭議,源於各國對人權「缺乏共識」。

人權議題是中美關係當中眾多敏感問題之一。自1977年以來,美國國務院每年都發表有關其他國家人權狀況的《國別人權報告》;相應地,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過去10年針對此一年一度的報告,連續發表《美國的人權紀錄》,據稱目的是「讓世界人民全面瞭解美國人權的實際狀況,敦促美國反思其不當行為」。

就美國經常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指責,中國官方亦擬備態度強硬、立場堅定、內容少變的反應;譬如美國國務院2009年2月25日發表《2008年度國別人權報告》,其涉華部分再次指責中國人權狀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回應記者提問時,以一貫的評論說: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保護和促進人權;中國憲法和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權。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民主法制建設不斷推進,文化事業日益繁榮,宗教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中國各族人民日益享有廣泛的自由和權利,世人對此有目共睹。中方願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與各國就人權問題開展對話和交流,以增進了解,擴大共識,減少分歧,但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方式借人權問題干涉中國內政。我們奉勸美方多反省自己的人權問題,不要再以『人權衛士』自居,停止借發表《國別人權報告》干涉別國內政。」

至於民間方面,中國人權研究會 (China Society for Human Rights Studies;1993年成立) 是一個非政府、全國性民間研究人權問題的學術團體,曾在其網頁綜合說:

「正確評價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應當用全面、歷史和發展的眼光考察問題。人權狀況的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必然受到歷史、社會、經濟、文化等條件的制約。由於各國歷史背景、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經濟發展狀況存在着巨大差異,各國對人權的認識往往並不一致,人權的實施方式也各不相同。評論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不能割斷該國歷史,不能脫離該國國情,更不能按照某種模式或某個國家和地區的情況簡單套用。對於中國的人權狀況,也必須結合中國的歷史、國情和發展態勢來作出客觀評價。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為爭取、維護和改善人權進行了長期艱苦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歷史成就;由於歷史及經濟發展水平等原因,中國的人權狀況還存在着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有待於繼續提高和改善;對於存在的問題,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正在積極採取措施加以解決,中國人權狀況的發展態勢是良好的。」

從上述中國官方及民間的言論,未有具體透露中國人權狀況已達到的水平;但中國與美歐國家就人權問題的爭議,卻可歸納為:「國情有別、缺乏共識」所導致。

反觀現今世界規管各國人權狀況的文件,源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DHR)),這是一份旨在維護人類基本權利的文獻,總計共30條文。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後,人權委員在此基礎上開始起草《國際人權公約》(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

1952年,第六屆聯合國大會決定由人權委員會起草兩項人權公約:一項包括公民和政治權利;另一項包括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1954年,人權委員會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草案》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草案》同時提交第九屆聯合國大會審議,於1966年12月16日在第二十一屆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並開放給各國簽字、批准和加入。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總計共53條文,於1976年3月23日開始生效。《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包括序言及五個部分,總計共31條文,於1976年1月3日開始生效。

《國際人權公約》現在泛指經聯合國通過以保障人權為目標 — 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 的三份人權文件。

中國評論人權問題的「缺乏共識」,應該是指國際間對《國際人權公約》包括三份人權文件所涵蓋內容的理解和實施未能達致共識。再者,持「陰謀論」觀點的人們更批評當年擬定《國際人權公約》的目的,就是以美歐為首的已發展國家,透過人權狀況的議題,堂而皇之的欺壓發展中國家,故此公約內容一面倒傾斜向已發展國家所持的人權概念,完全不利於發展中國家對人權的理解和實施。

假若中國國民對聯合國擬定《國際人權公約》的目的存疑,確實不利向國民推介公約中的人權概念和標準。反之,若更換另一角度審視這個問題,美歐國家向該國國民釐定的人權宣言,其目的必然純為其國家及國民利益而出發,完全沒有欺壓其他國家的企圖。若此立論正確,則中國是否可以借鑑美歐國家該國的人權宣言為藍本,再配合中國國情,作為擬定中國人權的基礎,並藉此拉近中國人權狀況與《國際人權公約》所宣示的人權概念和標準?

以美國的《獨立宣言》為基礎,法國國民議會於1789年8月27日在巴黎通過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簡稱《人權宣言》;法語: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英譯: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包括序言和十七條條文,甚具參考價值;其中文譯文詳見《歐洲文化史 (Europe A Cultural History)》一書,由彼得.李伯賡著,趙復三譯,明報出版社出版 (見該書下册161至165頁)。現將書中的法國《人權宣言》全文錄述如下,給讀者參考–

「法國人民的代表,在國民大會裏討論認為,無知、忘記過去,或踐踏人權是造成大衆不幸和政府腐敗的主要原因。為此決定以宣言方式宣告人的天然、不可被剝奪的神聖權利,藉此提醒全體國民,不忘我們的權利和義務。今後,無論立法機構或行政機構的每項設施都應當符合每個政治機構設立的宗旨,如此才能贏得民衆的尊重。公民的要求也要符合憲法的原則和全體國民的福利。」

「在上蒼指引下,國民大會確認並宣告以下人與公民的權利:

1. 人人生來自由,永遠自由並且擁有平等的權利。在社會上的地位取決於對社會貢獻的大小。

2. 每個社會團體都要以保障人天生、不可剝奪的權利為基本宗旨。這些權利包括自由、財產、安全和抗拒壓迫的權利。

3. 君權、統治權主要來自國民。除此之外,任何團體或個人都不得行使任何權威。

4. 自由包括對他人不構成損害的行動權。因此,每人享受與生俱來的權利,唯一的限制是不得妨礙社會其他成員享受同樣的權利。這方面的限制祇能由法律決定。

5. 法律的權力僅限於禁止損害社會的行動。凡不是法律禁止的事項不得加以限制;除法律禁止的事項外,人的行動不受限制。

6. 法律是普遍意志的表現。每個公民都有權以個人方式,或通過代表,表達對法律制定的意見。法律適用於一切公民,無論是加以保護或懲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切公職和就業機會對所有公民都同樣開放,除品德和才能外,沒有其他限制。

7. 除依照法律、並依照法律所規定的程序外,對任何公民都不得加以指控、逮捕或拘留。凡謀求、策劃或執行非法的命令,應予以懲罰。但公民對任何依法傳訊都必須立即服從;如進行抗拒,就是犯法,應受懲處。

8. 法律應以完全必要和完全明顯的理由規定懲處的條款。對任何人的懲處必須依據事前已經公佈的法律,並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

9. 任何人未經依法判決有罪之前,都應認為是無辜的;對這樣的公民如必須逮捕,不得採取任何非必要的嚴厲措施;如有違犯,應受法律懲處。

10. 任何人,祇要未曾擾亂法律建立的公衆秩序,在發表意見,包括對宗教的意見時,都不得加以壓制。

11. 自由溝通思想和意見是公民的寶貴權利。據此,每個公民擁有以口頭、書面和印刷方式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但使用這項權利時也應承擔依法判定為濫用這項權利的法律責任。

12. 為保障人與公民的各項權利,需要建立一支公共的力量。這支力量的設立是為公衆的利益,而不是為這支力量自身的利益。

13. 為維持上述的公共力量及其行政費用,需要有專項稅收。這項稅收應由全體公民按照收入狀況共同承擔。

14. 公民有權以個人方式,或通過他們的代表,確定對他們徵收的稅是否必要,對其數額、稅額分配、納稅方式、納稅時限,自由表達是否同意,並對其使用進行監督。

15. 社會有權要求每個公職人員就其工作提交報告。

16. 任何社會,如不能切實保障公民權利、不能在權力機關內部明確分工,應認為這個社會不具備憲法上的地位。

17. 由於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如非因保障公衆的必要和公平賠償的條件,不得剝奪這項權利。」

若要成功推廣人的基本權利,在法例中釐定人權的概念固然重要,但如何落實人權的定義、實施和執行法例條文的具體細節、執行人員的工作態度、國民的認知程度等,亦絕不容忽視。香港在執行有關人權法例的經驗,或可供中國參考。

話說97回歸之前,在港英政府的主導下,香港通過了幾條保障人權的法例,包括:

1.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1991;第383章);

2. 「性別歧視條例」(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1995;第480章);

3.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1995;第486章);

4. 「殘疾歧視條例」(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1995;第487章);及

5.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Family Status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1997;第527章)。

其後香港特區政府再通過了:

6. 「種族歧視條例」(Race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2008)。

雖然上述保障人權的法例(1-5項)在港英政府的催生下怱忙通過生效,但由於臨近97主權移交,加上市民大衆對中國保障人權問題的取態殊不樂觀,故此當時香港社會對人權問題,都是採取冷淡和觀望態度,甚或有回歸後香港人權前途堪虞之歎!

話說在港英統治下香港法例跟隨「普通法」(Common Law) 的一般詮釋,就是「後立法例」的條文凌駕「前立法例」,具備特別聲明則除外,其道理簡單易明。港英政府可謂處心積慮,在保障人權法例中加上一條凌駕性條文 (Prevailing provision),特別聲明該人權法例的條文亦適用於所有後立法例,期望為保障香港市民的人權,添加多一重保險。然而,主觀願望最終落空;回歸之後,香港特區政府迅速將這些被視為「惡法」的凌駕性條文在相關法例中全部删除。據此可證,香港人在97前後對人權這份冷漠和憂慮,絕對可以理解。畢竟,「夕陽政府」制定的法例,無論意義如何深遠,確實難贏市民的信心和青睬!

既然保障人權的法例不被重視,執行這些法例條文的困難重重,亦可想見,更遑論任何成就。港英政府在1996年設立了兩個法定機構,即「平等機會委員會」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簡稱平機會) 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簡稱私隱專員公署),全力負責執行相關法例。港英政府若按過往慣例,是透過內部物色並直接聘任適當人選出任該兩個法定機構的最高領導人 — 即平機會主席和私隱專員。﹝註:公務員敍用委員會主席職位就是直接聘任而並非公開招聘的其中一個例子。﹞

然而,港英政府結果在1996年要通過公開招聘這兩個職位,才可成功聘任首任的平機會主席和私隱專員。不過,回歸之後,情況有變,繼任的平機會主席和私隱專員改回由內部物色人選並直接聘任而無須公開招聘。97前後,何以分別如此?暗藏甚麼玄機?確實耐人尋味,有待讀者細意推敲!

雅帆在網誌69〈傑英話中華〉一文中曾說:「香港的一些獨立法定機構,肩負推行公平、正義的事務,除了要協助香港人瞭解和發展公平、正義的理念外,更重要的成功先決條件是機構人員個人對公平、正義工作的認同與承擔,假若祇待之以「一份糊口職業」的輕蔑態度,本身缺乏公平與正義感,更遑論去培育市民的公平與正義感,則其工作成效必受限制,這些機構亦不過形同虛設。」

承接上述所言,雅帆認為,出任平機會和私隱專員公署的職員,他們肩負推廣和執行相關人權法例中涵蓋公平、正義的事務,其工作態度非常重要,確實緊繫成功維護香港市民人權的關鍵。

然而,回顧過往該兩機構職員的表現,卻難以令人樂觀。首先,由特區政府透過內部物色而聘任的第二任私隱專員,在他就任期間,其副專員數次違規申領出差住宿津貼;及後在第二任私隱專員卸任後,該名副專員在署任專員期間,再度多次違規申領出差住宿津貼,結果遭廉政公署檢控,罪名成立,被判入獄服刑9個月。該名副專員的操守固然嚴重不當,身為上司的第二任私隱專員又有否疏忽監管的責任?

其次,當該名第二任私隱專員卸任後,立即再被特區政府又是透過內部物色而聘任為第五任平機會主席,亦即目前的平機會主席,今年(2009年)3月卻遭審計署報告狠批在外訪、舉辦研討會、採購物資及其他行政事宜等項目浪費公幣或安排失當,其行為及對審計署報告的回應,實令人義憤填膺。再者,前任平機會主席與職員之間的衝突及訴訟,亦間有所聞。這些負面消息的屢次出現,令人憂心平機會與私隱專員公署職員的操守和工作態度,能否確切執行艱辛困難、任重道遠的保障人權工作?

另一方面,就是從香港人的性格看人權認知問題。外國人的國情是比較平衡及同樣重視個人權益與公衆利益 (Public interest);中國人的國情是比較傾向偏重個人權益而輕視公衆利益。法國《人權宣言》的第4條文強調人權並非絕對,理應加以適當制衡,其條文云:

「‥‥ 因此,每人享受與生俱來的權利,唯一的限制是不得妨礙社會其他成員享受同樣的權利。‥‥」

中國國情有別,果真是人權認知的重要障礙?

自從相關人權的香港法例生效後,香港人無疑是對個人權利的認識加深了;但往往祇強調爭取及維護個人權益,卻未能平衡社會各方的公衆利益。結果是產生部份保障人權者偏重個人權益而犧牲公衆利益的說法;或是淪為某些反對保障人權者打擊人權的藉口,兩者都振振有詞、時有出現。譬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涵括基於公衆利益理由 — 如防止罪案 — 而制定的豁免條款,目的是維持公衆利益和社會公義;假若由於保障罪犯個人資料的私隱,導致警務人員未能搜集犯罪資料及證據、預早防止及盡快追查罪案,則明顯是對保障人權的誤解。此外,其他對人權概念的謬誤,更如恆河沙數、層出不窮。從上述法國《人權宣言》所臚列的一些基本觀念,或許可以協助香港市民和中國國民,對保障人權澄清一些錯誤理解、增加一點真正認識。概括來說,教育羣衆乃保障其人權的最佳不二法門!

誠然,「國情有別;缺乏共識」,確實是中國目前在保障人權工作需要努力克服的兩大困難;香港雖然已擁有頗具規模的相關人權法例,但卻未可自滿現狀。因為人權每天都在影響着每個人的生活和社會的運作,必須投入積極態度,未可掉以輕心,香港連番個人資料的保安失誤,就是最佳反面教材。再者,每個人隨着年齡的遞增和角色的轉換,其對人權 — 包括兒童、青年、老人等權利 — 的認知亦必須配合不同環境,作出適當改變、與時俱進。若要增加市民對人權的正確認知和有效推行保障人權的工作,務必持之以恆,才可獲得理想的成果。中國和香港在保障人權方面要走的道路,還是遙遠崎嶇!

附註:上文有關中國外交部發言、中國人權研究會言論及法國《人權宣言》中文譯文,分別錄述自中國外交部網頁、中國人權研究會網頁及由彼得.李伯賡著《歐洲文化史》一書,謹此鳴謝。

這篇文章發表 於 星期日, 七月 5th, 2009 9:22 下午 在 國際視野 A Global View. 你可以回應這篇文章透過 RSS 2.0 feed. 你可以 留下回覆, 或 引用 從你的個人網站.

3 comments so far

雅帆
 1 

2009年聖誕前夕早上,香港觀塘秀茂坪發生醉酒駕駛導致交通失事,撞死一名男途人和撞傷一名女途人,再加上不久前法庭就一名於年初在落馬洲因醉駕導致六人喪生車禍的駕駛者祇判處入獄六年,觸動市民大衆和傳謀輿論鋪天蓋地的對今次事件猛烈譴責,一方面既嚴厲指斥醉駕者罔顧行人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亦強烈批評法庭輕判醉駕者的殺人行為。面對大事大非問題,社會意見頗為一致。

對於大衆認為法庭應該加重判罰醉駕者的殺人行為,一名資深傳媒人在電台節目中憤慨地指出,香港某些人權人士以維護個人權利為理由,造成影響法庭重判此類醉駕殺人行為的一種阻力;然而,這名資深傳媒人並沒有詳細解釋其觀點的理論根據。雅帆重覆細閱上文網誌141〈人權的國情與共識〉所列法國的《人權宣言》,無法找到任何支持這名資深傳媒人說法的條文。相反地,該《人權宣言》條文卻清楚指出,個人權利唯一的限制是不得妨礙社會其他成員享受同樣的權利,而這方面的限制祇能由法律決定;再者,法律的權力僅限於禁止損害社會的行動。故此,個人權利並不能凌駕於公衆利益 (public interest);公衆利益亦不可完全忽視個人權利,兩者必須互相平衡,這亦是維護人權的法例,可基於公衆利益理由,提供多項豁免條款的原因。

故此,正如雅帆在網誌141所言,假若有人以維護個人權利為理由,造成影響法庭重判醉駕殺人行為的一種阻力,則恐怕祇是虛假的維護人權幌子,並非真正的維護人權,因為真正的維護人權必須照顧公衆利益,人們應該勇於揭破這些「偽人權人士」的陰謀詭計,還「真人權人士」一個公道,並正視聽。另一方面,對於上述「有人以維護個人權利理由影響法庭重判醉駕殺人行為」的說法,是否正確?若否,則是未明個人權利的真義和事實真相的誤解?抑或是伺機蓄意打擊維護人權並誤導大衆的藉口?留待讀者自我判斷。

十二月 27th, 2009 at 6:24 下午
Mr K M Lam
 2 

最近小弟在閱讀網誌193(資料保護與營商之道)的同時,亦有翻閱其提供作為參考的網誌141(人權的國情與共識)。

小弟極認同保障人權的重要性,在中國來說,還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吧!

從網誌141留意到香港已有數條保障人權的法例,其中一條是「種族歧視條例」(Race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2008).

剛巧,據昨天(5/9/2010)「明報」的一則新聞報導有英國名歌手「莫里西」(S P Morrissey)接受英國「衛報」訪問時,怒批中國人對待動物的殘忍方式,並直指中國人是「低等人種」(subspecies). 莫里西以往也曾發表種族主義的言論,雜誌《Q》1992年曾引述他稱黑人和白人沒有可能和諧相處。他於2008年在音樂雜誌《NME》上也曾發表反對移民言論。

小弟認為有趣的是在英、美等極度倡議保障人權平等、自由的國家,他們又如何處理類似偶有發生的歧視問題。又在法例執行方面是否過於寬鬆呢!

九月 6th, 2010 at 10:04 上午
雅帆
 3 

感謝KM Lam 的繼續支持和廻響。

英國歌星的歧視言論,目的不外以出位的非主流意見,吸引傳媒報導,藉此自我宣傳,實不可取。英國的《Race Relations Act》 (種族關係條例) 為僱傭、訓練、教育、房屋、廣告及貨品、設施、服務的供應等方面的種族歧視行為,提供適當保障,並曾對違反作出檢控和定罪。然而,該英國歌星祇是表達一些歧視不同種族的個人意見,在同時崇尚言論自由的英國,或許未能以言入罪。

話說回來,不少不同種族人士在英國也能出人頭地,譬如擔任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主播,亦是不爭事實。

無論如何,英國歌星的歧視言論,正好反映在英國等積極倡議保障人權的國家,仍有為數不少的國民歧視異族、輕蔑人權,英國政府還須在保障人權方面的教育和推廣工作,繼續多下工夫。雅帆早前曾撰文報導,英國廣播公司製作「不同種族飲食烹飪文化」的電視節目,藉以推廣少數族裔新移民與白人本土原居民的和平共融,詳情見網誌162〈烹飪與異族共融〉一文。

長久以來,種族歧視既是一項複雜、嚴重的社會問題,亦是社會學一門主要的研究課題,不同的社會學理論與各國的改善歧視政策爭議不斷,至今卻未能找到清晰的完全解決方向,各有關人士仍須繼續努力。

九月 8th, 2010 at 9:25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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