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接首篇闡釋女將武士道的涵養內容,本文延續徵引江戶時代三位和現世紀一隊的女將武士經歷,從實例去說明女將武士道精神。

女將武士之一:「千葉佐那子」(Chiba Sanako)
「千葉佐那子」(亦稱「千葉佐那」)生於1838年(天保九年),是家中的二女,父親「千葉定吉」是北辰一刀流祖師「千葉周作」的弟弟。佐那早在十歲時就獲得北辰一刀流「皆傳」的實力,其小太刀刀法非常出色,擁有北辰一刀流小太刀「免許皆傳」身份,亦是長刀師父。她不單劍術精湛,亦以美貌而廣為人知,因此被稱作「千葉的鬼美女」和「小千葉美女」。

1853年,佐那十六歳,在父親主持的北辰一刀流桶町「千葉道場」,結識前來學習劍術的「坂本龍馬」(Sakamoto Ryōma),遵從父命經常陪伴龍馬切磋,並向龍馬提點。龍馬擁有劍術天賦,修行期間又獲名師指導,再加上自身的努力鍛鍊,成績超卓,在芸芸眾徒弟中脫穎而出,僅次於千葉道場館主長子兼塾頭的「千葉重太郎」。佐那被龍馬充滿理想、胸懷家國的高尚情操深深吸引,心生愛慕之情;龍馬亦對佐那巾幗英豪、剛柔兼備的出類個性產生好感,在家書中也曾提及佐那。兩人朝夕相對,妾意郎情,大有進展,佐那期盼能負託終身,派遣兄長重太郎說親,祇是龍馬早已心有所屬,兼且當前急務聚焦在救國,無奈婉拒佐那的美意。

隨著修行期滿,龍馬返回「土佐」(Tosa),臨別時曾扯下身上和服紋有家徽的一隻袖子,贈予佐那以留紀念。在「池田屋事件」後,儘管龍馬不再踏足江戶,佐那始終保存著龍馬相贈那隻印有家紋的袖子,祇能相會夢魂中。

明治維新後,佐那首先於學習院女子部任職舍監,後來轉行以家傳針灸為業。她一生鍾情龍馬,獲告知龍馬被暗殺逝世的消息後,始終以龍馬未婚妻自居,終生未嫁。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 十月十五日,佐那辭世,享年五十九歲,死後因為沒有親屬,被葬入無名公墓上。曾受佐那保護的山梨縣在野自由民權運動家「小田切謙明」和「豊次」夫婦,哀憐其死後孤獨悽涼,將她遷葬小田切家墓地,位處山梨縣甲府市朝日5丁目「日蓮宗妙清山清運寺」,墓碑上刻著「坂本龍馬室」字樣。

武藝精湛的千葉佐那,雖然從來沒有馳騁沙場的實戰經驗,卻能聚焦培訓武士人材的貢獻。再者,佐那深愛龍馬,雖然未能與至愛完婚,卻對龍馬忠貞不二,為至愛維持守身,終生未嫁。故此,佐那擁抱武士道精神「內在教訓」的「戰爭哲學」,個人遵從並透過培育武士學員去推廣規劃武士實踐道德的準繩,亦可算是基本層次的女將武士出色之一員。

女將武士之二:「中野竹子」(Nakano Takeko)
中野竹子於1847年在江戸和田倉藩邸出生,父親「中野忠順」(Nakano Heinai) 是「會津」(Aizu) 藩士,母親是「孝子」(Koˆko),她是家中長女,還有一弟「豊記」(Toyoki)和一妹「優子」(Masako)。1853年,竹子當年六歲,在江戶開始接受全面的武術訓練和武士道教育,同時修習文學。八歲開始改隨武藝教師「赤岡忠良」(Akaoka Daisuke) 習武,並勤練書道,其後成為其養女;十六歲時,已成為最年輕的武術大師之一,並跟隨養父擔任武術訓導工作。在國家面對危難之際,她拒絕結婚的提議,痛下決心,集中精神籌備和帶領武館學生們投入保衛戰爭,守護國土家園。

竹子可謂文武雙全,動靜皆宜,在「會津若松市」(Aizu-Wakamatsu) 的「白虎隊紀念館」裏,收藏有其書法,是中國唐朝詩人王維《雜詩三首》五言絕句中的第三首,抒寫男女別後相思之情,其詩云:

「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愁心視春草,畏向玉階生。」

1868年(慶應四年∕明治元年),歲次戊辰,竹子二十歲,第一次回到故鄉會津。當時正值江戶幕府末期,遭遇西方列強入侵,包括美國黑船東來闖港,要脅江戶幕府開國。江戶幕府拙劣的應對,致使薩摩藩、水戶藩、長州藩為首領導的各藩志士十分氣憤,再加上水戶學、國學的思想昂揚,尊王攘夷、支持朝廷、推翻幕府的「倒幕理論」應運而生。當時各藩志士的想法,就是憑藉復興朝廷來推動日本國內的改革。

因此,當代日本國內分裂為兩大陣營,包括:支持幕府將軍的「佐幕派」;和支持明治天皇的「倒幕派」。前者主力以「會津藩」(日本古陸奧國會津郡,即現今東北地方福島縣西部會津地區)為佐幕首領;後者則涵蓋「薩摩藩」(領地包括薩摩國、大隅國、部分日向國屬地和琉球王國,即現今九州地方鹿兒島縣全域,包括琉球國的奄美群島與宮崎縣的西南部) 及「長州藩」(包括當時的周防國和長門國,即現今西本州中国地方山口縣) 的兩股倒幕勢力。

當年會津藩的第九代藩主「松平容保」(Matsudaira Katamori),盤踞首市「會津若松」,向江戶幕府展示絕對忠誠,成為「佐幕派」的實力中心,帶領「奥羽越列藩同盟」(The Ōuetsu Reppan Dōmei),亦稱「北部同盟」(Hokubu Doumei or the Northern Alliance),包括「陸奥、出羽、越後三國同盟」 (Alliance of the domains of Mutsu, Dewa, and Echigo) 的舊幕府勢力陣營,保衛江戶幕府第十五代將軍,也是末代將軍「德川慶喜」(Tokugawa Yoshinobu)。在敵對陣營,薩摩藩的「西鄉隆盛」(Saigō Takamori)、「大久保利通」(Ōkubo Toshimichi)、「小松帶刀」(Komatsu Kiyokado),聯合長州藩的「木戶孝允」(Kido Takayoshi;又名桂小五郎)、「廣澤真臣」(Hirosawa Saneomi),還有朝臣的「岩倉具視」(Iwakura Tomomi) 等,組成「倒幕派」的新政府官軍,計劃武力討幕,逼迫德川慶喜交出實權。

1867年11月9日,倒幕派在朝廷發起宣告,高舉「王政復古、大政奉還」等政治口號,對江戶幕府展開談判,務求剝奪其實權,於是激起德川慶喜的憤怒,對新政府發動戰爭。會津、桑名兩藩以謁見天皇為名,率領由一萬五千名藩兵組成的「佐幕軍」,從大坂向京都進軍;同時,以薩摩、長州兩藩軍隊為主力的「政府軍」,亦集結四千五百名重兵,從京都出師。1868年1月27日(戊辰年正月三日) ,一系列的「戊辰戰爭」(Boshin War) 終於爆發。首先,雙方在京都南郊的鳥羽、伏見爆發第一場武裝衝突,歷史稱為「鳥羽伏見之戰」(Battle of Toba-Fushimi)。至同月30日,交戰不過四天,以幕府軍的敗北告終,薩長軍獲得壓倒性軍事勝利。同年五月,薩長軍進佔江戶,改名「東京」,倒幕派掌握新政府的實權,推舉「明治天皇」(Emperor Meiji) 領導日本,施行「君主立憲」(Constitutional monarchy)。

之後,政府軍繼續北伐,展開掃蕩佐幕的殘餘勢力。另一方面,松平容保與奥羽越列藩同盟集結東北三十一藩總計共八萬兵力,推舉仙台藩主「伊達慶邦」(Date Yoshikuni) 出任軍事領袖,松平容保為副帥,在東北負隅頑抗。踏入1868年八月,尊王新政府官軍已平定本州南半部,並由東路、南路和西路向佐幕派的實力中心「會津若松」圍攏。

當時,討幕官軍共有七萬四千人,主要來自西日本三十四藩,包括明治政府、薩摩藩、長州藩、土佐藩、廣島藩和大垣藩等,由政府的「西園寺公望」(Saionji Kinmochi)、薩摩藩的「黑田清隆」(Kuroda Kiyotaka) 及長州藩的「山縣有朋」(Yamagata Aritomo) 等將領指揮。幕府會津聯軍祇有七千人,來自德川幕府、奥羽越列藩同盟和會津藩,由會津藩大將「西郷頼母」(Saigō Tanomo) 帶領及松平容保輔助,聯同幕府的「齋藤一」(Saitō Hajime),軍力既見薄弱,武器亦較落後。

當會津藩面臨危難,武家男兒包括青少年都全部參軍抗敵的同時,武家女眷們可以有四種應對選擇:(1) 自殺保存名節 (suicide);(2) 疏散出走市郊 (evacuation to the countryside),負責老少病弱照顧;(3) 撤退返回鶴城 (withdrawal into Tsurugajo),負責戰地後勤補給;(4) 直接參與戰鬥 (direct combat),負責上陣前線殺敵。中野孝子(竹子母親)義憤填膺,選擇直接參與戰鬥。她在會津若松四方奔走,與相熟二十餘名武家女眷約定,一旦若松城告急, 就齊心手握兵器,捍衛城堡。

八月二十三日(陽曆十月八日),東路方面,官軍於豬苗代湖湖畔的十六橋得勝後,迅速闖入會津若松市區;西路方面,官軍亦節節進迫,幕府會津聯軍不停東撤。同日,早已決心出戰的中野家一門三女將武士:孝子(四十二歲)、竹子(二十歲)和優子(十六歲),剪短頭髮, 頭紮鉢卷,手握薙刀,奔出家門,向城外西北面出發。途中,與友人「平田小蝶」等四女眷相遇,在她們七名女將武士牽領下,召集其他婦女組成一支二十多人的「娘子隊」(Joˆshigun;Women’s Army),由竹子擔任隊長,一同馳赴若松城西北的「神指町高久」(Kozashimachi Takaku),向正在從西面越後街道撤退的幕府衝鋒隊隊長「古屋佐久左衛門」(Furuya Sakuzaemon) 報到,懇切陳情,結果獲准以武家女兒之身隨隊參戰。

這時,已進入會津若松市區的官軍,為阻止西路的幕會聯軍撤退入城,在市區西部要衝「柳橋」(Yanagi bridge;一名淚橋) 橋樑一帶,屯兵固守,嚴陣以待。同月二十五日下午,其中一支幕會聯軍,包括:古屋佐久左衛門帶領的軍隊;和中野竹子帶領的娘子隊;分成三小隊向柳橋進擊,企圖衝破官軍防線,返回會津藩主松平容保在會津若松市內的居城 —「會津若松城」(亦名「鶴城」)。

於是,一時槍聲劍影,砲火連天,女將武士混合在幕會聯軍中,掄起薙刀奮戰,官軍將領目睹陣中英雌,下令生擒,眾女將武士寧死不受屈辱,益發振威砍殺。當時雙方鏖戰方酣,竹子突然中彈,並瞬即香銷玉殞,孝子和優子見狀,立即趨前取下竹子首級,由農兵「小野德兵衛」用布包裹,帶離戰場。二人亦無心戀戰,殺出陣外,向高久方面退去。

八月二十八日,孝子和優子二人乘夜潛返鶴城內,向藩主報告戰鬥經過和竹子陣亡的消息。松平容保深感惋惜,賞以柿果等物,並提升竹子家格,以慰巾幗在天之靈。竹子紅顏命薄,終年才二十歲。 九月二十二日,幕會聯軍戰至筋疲力竭,會津藩終不敵,鶴城開城投降。

戰後,竹子的首級和薙刀,被帶到位處會津若松市西北會津坂下町光明寺東甲的「法界寺」(Hōkai Temple,Aizubange),首級埋葬於寺內一株松樹下,薙刀則贈與該寺。再者,當年竹子奮戰之地,即現今會津若松市西北神指町大字黑川字藥師堂川原,在其附近神指町東城戶216位置,矗立著一座中野竹子站立手執薙刀的石像,和一座「中野竹子殉節之地碑」,供人憑弔。另外,今天在會津若松市東面飯盛山「白虎隊紀念館」內,除展出中野三女將武士的肖像外,亦保存著優子的薙刀。

中野竹子一片忠肝義膽,於戊辰戰爭中保衛城堡家園,親自手握薙刀,率領娘子隊上陣殺敵,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最後戰死沙場,壯烈犧牲。毋庸置疑,竹子擁抱武士道精神「內在教訓」的「戰爭哲學」,個人行動緊貼遵從規劃武士實踐道德的準繩,亦屬基本層次的一員出色女將武士。

女將武士之三:「新島八重」(Yamamoto Yaeko)

「新島八重」(1845年12月1日–1932年6月14日;以下簡稱八重) 在「陸奧國會津」(現今福島縣會津若松市)出生,娘家舊姓「山本」,父親是會津藩藩士兼砲術導師「山本權八」,原名「永岡繁之助」,入贅會津藩內另一個砲術家 — 山本佐兵衛家,才改名為山本權八;母親是「佐久」。山本夫婦原本共有六名兒女,但存活的祇有三人,「山本八重」排行第五,還有長兄「山本覺馬」(Yamamoto Kakuma;以下簡稱覺馬) 和六弟「山本勘助」。

八重自幼性格外向,活潑好動,酷似男孩,對女紅提不起勁,卻對家傳砲術特別感興趣。相傳八重十三歲時,便能扛起四斗米袋,力氣更勝同齡男兒;十七歲時,堅持跟隨兄長覺馬學習西洋炮術,包括製造和使用槍炮彈藥。八重最尊重覺馬,經常以兄長為榜樣,故此覺馬對其一生影響巨大。

話說覺馬九歲時,進入藩校「日新館」學習,成績優異。二十四歲時,已精通馬術、槍法、刀術等武藝,還獲得藩主的獎賞。1853年,美國「伯里提督」(Commodore Matthew Perry) 第一次帶領四艘黑船出現「浦賀」(Uraga, Kanagawa;神奈川縣橫須賀市東部) 海上;翌年(1854年),伯里第二次再率領更龐大的九艘黑船駛入江戶灣,兩度硬闖東瀛,日本被迫從「鎖國」邁向「開國」。當時各藩在江戶設有辦公室,這一年覺馬亦被派駐位處江戶的會津藩藩邸學習,因此有機會接觸其他各藩的優秀人才,包括「佐久間象山」(Sakuma Shōzan)、「勝海舟」(Katsu Kaishū) 等。之後,覺馬回到會津,被任命為藩校日新館教授,在館內開設「蘭學所」;及負責辦理軍務與大砲等事宜。其後,又被委派進駐京都。1864年,覺馬不幸染上眼疾,視力開始衰退。

當覺馬主持蘭學所時,出身於但馬出石藩的「川崎尚之助」(Kawasaki Shonosuke) 來訪。尚之助精通蘭學及理化學,覺馬深切欣賞其才能,因而勸說他留在會津擔任蘭學所教授,尚之助應允,於是寄居山本家,與八重朝夕相對。1865年,八重十九歲,與川崎尚之助結婚;但卻未能維持,在會津若松城籠城戰前兩人已分開,戰後於1871年正式離婚,原因不明,這是後話。

1867年,大政奉還,隨後激發一系列的「戊辰戰爭」。翌年(1868年)一月,發生「鳥羽伏見之戰」,當時覺馬因視力不佳而藏身京都,趁混亂欲逃往大津時,被薩摩藩兵拘捕。與此同時,新政府軍繼續北上討伐幕府會津聯軍,逐漸逼近「會津若松城」,戰況十分危急。

同年(1868年)八月二十三日,新政府軍分兵東、西兩路,進攻會津若松市區,發生會津若松城籠城戰。當時八重要求友人「高木時尾」替她斷髮,穿著弟弟的遺物「袴」,裝扮成男將武士,積極投入戰鬥,與母親「山本佐久」、嫂嫂「樋口うら」及姪女「山本峰」等人,在槍林彈雨之中,從城東側外廓「三之丸」進入「鶴城」。八重腰間配刀,手持七連發「史賓塞式步槍」(Spencer repeating rifle),與經已分開的丈夫川崎尚之助並肩作戰。在歷時一個月的戰鬥中,八重與藩兵一起參加槍戰,偕同尚之助齊心協力指揮大砲隊。再者,八重還在黑金門的「御座所」聚集藩主松平容保等武士,向他們講解砲彈的構造和應用技術。當封城時,城中婦女約有六百人,另外由中野竹子領導使用薙刀的娘子隊亦有二十多人,但同樣能夠懂得使用槍械作戰的女將武士,則祇僅八重一人。因此,八重被稱為「幕末的聖女貞德」。

會津戰後,八重隨藩士來到用作幽禁地的「豬苗代」,但因為女性身分而被逐回。之後,與母親、嫂嫂、姪女在會津的山村依靠家僕生活。1870年十一月,之前曾寄居山本家學習砲術的米澤藩藩士「內藤新一郎」,當時正在「米澤城」(現今山形縣米澤市)居住,八重於是攜同家人投靠新一郎,生活相當艱苦。

1871年,覺馬還存活的消息傳到會津,於是八重和家人在米澤生活一年後,便攜同母親、姪女一起前往京都倚靠覺馬。當時的覺馬,除了眼疾之外,也不良於行。八重接受覺馬的指引,開始學習英文,改穿洋裝,回復女性打扮。1872年,在覺馬的推薦下,擔任「新英學校女紅場」(京都府立第一高中女校之前身,現為鴨沂高中)的權舍長,教授禮法及養蠶。當時茶道流派「裏千家」(Urasenke) 十三代「千宗室」(Sen Sōshitsu) 家元「鉄中宗室(円能斎)」(Tetchū Sōshitsu (Ennōsai)) 的母親,也剛巧在女紅場教授茶道,八重因此機緣而接觸並學習茶道。另一方面,八重仍然經常發揮女將武士道精神,因為幫助經營困難的女紅場,屢次直接向京都府知事「槙村正直」(Masanano Makimura) 要求增加補助金,八重「烈婦」的稱號,不脛而走。

此時的日本,正值國家啟蒙之初,「舊與新、東及西」的不同思想和文化,產生同時並存的共融局面,迸發劇烈撞擊的燦爛火花。新政府設計建立國家的根基,倚重擁有嶄新知識的人才,重視輸入和學習西洋學說。八重在兄長的引導下,亦不甘後人,開始學習《聖經》、認識外國朋友、接觸西方文化;同時,她邂逅影響其一生最重要、最深刻的男人 — 「新島襄」。

話說「新島襄」(Joseph Hardy Neesima;1843年2月12日–1890年1月23日) 在「武藏國江戶神田」(現今東京都千代田區東北)上州安中藩江戸屋敷出生,父親是安中藩士「新島民治」,母親是「新島登美」。新島襄仰慕西洋文化,於1864年,他當時二十一歲,偷渡到美國,其後畢業於神學院。他尊崇美式自由主義精神,為尋求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認為美國不單擁有電話、蒸氣火車、電訊技術等西洋物質文明架構的外部表徵,亦蘊涵基督教去構成西洋精神文明骨幹的內部信仰。於是他下定決心,要成為一位教育家及宗教家,並為自己訂立一項使命,就是要把建構美國精神文明的基督教信仰帶回日本。

1874年,從美國留學歸國的新島襄,計劃在日本設立一所基督教大學。他首先向大阪投石問路,計劃卻不被採納;他轉到京都觀光,在機緣巧合之下,認識當時擔任京都府顧問的山本覺馬,兩人一拍即合,便決定將學校設在京都。覺馬將自己擁有的薩摩藩邸,以低廉價格賣給新島襄,一同為設立「同志社英學校」(Doshisha English School;即後來的同志社大學) 而盡力。1875年,與兄長同住的八重跟隨新島襄學習《聖經》。

新島襄滿腔雄心壯志,懷抱鴻圖偉略,深切期望能運用新式教育方法,替國家培育大量人才,除了教授學識和技術外,更誘發學生奠定個人的基本良知,建立獨立、自主的性格,並能在實際生活發揮所長。然而,新島襄設立基督教同志社大學的計劃,卻屢屢遭受來自周遭的質疑與阻攔,及面對佛教各宗派的強烈反對,京都的神官和僧侶,則連續不斷向京都府及教育部抗議。

與此同時,新島襄教導八重獨立、自主,讓她正視自己身為女性的價值;而八重則自從遇見新島襄後,才真正明白就算是女人,也可擁有絕不遜色於男人的堅毅、決心和力量。新島襄原本沒有結婚的打算,但因健康情況欠佳,才萌生結婚的想法。他認為八重瞭解基督教、意志堅強、不隨流俗、行動積極,是自己最理想的終身伴侶和事業搭檔。他與八重訂婚後,八重立刻遭受京都府打壓,解僱其女紅場工作。

1876年一月二日,八重受洗成為基督徒;翌日,新島襄與八重以基督教儀式舉行婚禮,這是日本最早的基督教婚禮;當時新島三十二歲,八重三十歲。八重深愛丈夫,接受其宏觀視野,誓言與丈夫一同為兌現辦學的夢想而努力;她不但在退居幕後要踐諾成為丈夫最強力的後盾,並且於獻身幕前也要實現成為女校的教師,教導更多日本女性學懂一技之長。從婚後直到新島襄逝世為止,他們共渡十五個年頭,八重一方面善盡賢內助的職責,另一方面又在新島襄設立的同志社女學校教授禮儀課程;夫婦兩人鶼鰈情深,彼此相敬尊重。

八重性格豪爽,富男子氣概:譬如稱新島為「喬」(Jo);又如夫婦兩人乘車時,八重依照「女士優先」(lady first) 的西洋禮節,享受先於丈夫上車的待遇,這些舉止卻不容於當時日本社會的傳統禮教,八重被批評為「天下之惡妻」。八重個性強烈,間或表現相當固執:例如在同志社中,總是故意冷落與故鄉會津敵對的薩摩學生;再如在嫂嫂發生醜聞之時,儘管兄長與新島襄都饒恕嫂嫂,但八重依然將她逐出家門。由此可見,八重雖然接觸西洋思想,擁有西方觀念,但對日本武家的驕傲,仍然深植其內心,她的行動也往往以武士道為準則。

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新島襄逝世,八重加入「日本紅十字會」。1893年,京都成立「日赤篤志看護婦人會」,八重又隨即參加。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發生「日清戰爭」,八重在「広島の陸軍予備病院」看護傷兵四個月;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八重的救護功績被肯定,獲明治政府頒授「勳七等寶冠章」。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八重成為圓能齋直門的茶道家,被授予「茶名」的專任講師資格(入門後7年程度,屬第二最高級別),並獲得女性茶人名字「新島宗竹」(Niijima Sōchiku),於京都開設女性茶道教室,為推廣裏千家茶道,作出貢獻。

話說開去,回溯明治初期,「跡見花蹊」(Atomi Kakei) 是日本教育家、畫家和書法家;她精通漢學繪畫,對茶道亦情有獨鍾,從教育的實踐觀點出發,提倡教育女性學習茶道的重要,是日本學校茶道的始祖。1875年(明治八年)一月,花蹊在東京神田中猿樂町設立「跡見女子學校」,並在學校教學科目中首度設立「點茶」(現今日本茶道) 一項。1879年(明治十二年),京都女子學校也設立點茶課程。

1887年(明治二十年),當時的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禮」(Mori Arinori) 公開演說時曾經提到:「國家富強的根本在於教育,教育的根本在於女子教育」;又繼續說:「女子教育的重點,在於培養成為良妻賢母所必須的氣質和才能。」他強調「良妻賢母教育」應作為國家政策,確認女子教育必須涵蓋藝能課程 — 包括茶道課程 — 的重要,因為可以培養良妻賢母的氣質和才能。於是從明治中後期開始,各地的女子學校紛紛設立茶道課程。

女子學校茶道教育的盛行,和各茶道流派的努力不能分割,其中以「裏千家」最為積極;明治二十年代,裏千家十一世家元「玄玄齋」的長女「猶鹿子」到學校授課茶道。此後,歷代裏千家家元均擔當女子學校的茶道課程,他們希望透過學校教育,使茶道能在女性中得以普及。譬如從大正時期起,京都市立第一高等女子學校的學生,希望學習茶道課程,包括:三年級有150多人;四年級有100多人;五年級有50人。茶道開始被確認是一種女性所必需的教養,在各茶道流派的努力下,到大正末期,女性的茶道人口超越男性,其後更佔據主體的地位。

話說回來,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日俄戰爭」爆發,八重在「大阪の陸軍予備病院」投入救護工作兩個月,獲頒「勳六等寶冠章」,這是日本皇族之外,第一位由平民女性獲得的殊榮。由於八重投入社會福利與救護工作,因此被稱為「日本的南丁格爾」。1928年(昭和三年),昭和天皇賜予八重「即位大礼の際銀杯」。

1932年,八重辭世,享年八十六歲。她在遺言中,囑咐將其財產全部捐贈同志社大學。其葬禮以「同志社社葬」儀式進行,並有四千人參列,與新島襄同葬於京都市左京區鹿谷若王子山町京都市營若王子墓地内「同志社墓地」(Doshisha Cemetery;Shishigatani Nyakuojiyamacho, Sakyo Ward, Kyoto)。

新島八重是江戶時代三位女將武士中,既是人生歷鍊最豐富,亦屬女將武士性格最完全。她穿梭江戶時代的傳統社會、明治初期的革命年代,到明治後期的帝國新世紀,經常動若脫兔,也可靜如處子;更扮演眾多截然不同的文武全才角色,涵蓋:研製火器的槍炮專家;擎槍殺敵的守衛軍士;好學不倦的西學學生;紀律嚴明的女宿舍長;虔誠信仰的基督教徒;照顧周全的賢淑內助;敢言敢作的女權鬥士;循循善導的學校教師;無微不至的後勤醫護;涵養高尚的茶道講師。八重經歷武士道的「戰爭哲學」到「普世哲學」,將武士道從基本層次的「內在教訓」,昇華到進階層次的「外在教訓」,既有遵從規劃武士實踐道德的準繩,亦有引領社會走向安寧與幸福,不單以身作則,兼且向學生和群眾推廣,可謂不折不扣、出類拔萃的成功女將武士,堪與成功男將武士互相輝映,男將武士楷模既有「宮本武藏」;女將武士人物亦有「新島八重」。

女將武士之四:「大和撫子」(Yamato nadeshiko)

「撫子」是日本流傳「秋之七草」之一的「長萼瞿麥」(Dianthus longicalyx),俗名別稱「河原撫子」(日語:カワラナデシコ),其形態嬌小,惹人憐愛,因此得名。瞿麥葉線形至線狀披針形,長5–7厘米,寬8–12 毫米,無毛。花基部苞片4–6塊,兩兩對生;萼片長3–4厘米,平滑無毛;花瓣柄長3–4厘米,花瓣簷長3–3.5厘米,基部具髯毛,先端長緣毛狀,白色至粉紅色。

瞿麥所屬石竹科植物,皆外觀淡雅、柔美;當「撫子」被用作人名時,亦帶相同氣質。「大和撫子」經常被用作對日本女性之代稱,形容其性格文靜溫柔、高雅有教養,具備高尚美德;行事則穩重謹慎,自然而不死板,擁有正義感。她們分辨問題是非時,絕不含糊;但處事卻避免過度強硬的解決方法,經常運用柔美的笑容來化解矛盾。綜合而言,大和撫子可比喻為「外表柔弱、內心頑強」的日本女性,並已成為「日本國家女子足球隊」(簡稱「日本女足」) 的暱稱。

1981年,日本女足最初由各地區聯賽球員經選拔臨時組成,代表日本參加國際足球比賽;直至1986年,才正式成立國家隊,自此之後,日本女足水平在亞洲一直穩居前列。2011年3月11日,日本經歷「東日本大震災」(The 2011 Tōhoku earthquake and tsunami) 後,日本女足於同年夏天參加「2011年國際足協女子世界盃」,成績一鳴驚人,最後爆冷擊敗大熱門勁旅「美國國家女子足球隊」 (簡稱「美國女足」),勇奪冠軍。

話說2011年國際足協女子世界盃決賽周比賽由德國主辦,於2011年6月26日至7月17日在德國九個城市舉行。首都「柏林」(Berlin) 舉行揭幕戰,也是該市舉辦唯一的一場比賽;第五大城市「法蘭克福」(Frankfurt) 舉行決賽;及其他七個舉辦城市包括:「慕遜加柏」(Mönchengladbach)、「辛斯海姆」(Sinsheim)、「禾夫斯堡」(Wolfsburg)、「奧格斯堡」(Augsburg)、「波琴」(Bochum)、「德累斯頓」(Dresden) 和「利華古遜」(Leverkusen)。

參加決賽周比賽的隊伍,包括早前於外圍賽獲得出線的十五個國家,再加上主辦國共十六隊,首先分四組進行小組單循環比賽,每組成績首兩名進入八強淘汰賽:

A組:德國、 加拿大、尼日利亞、法國;
B組:日本、新西蘭、墨西哥、英格蘭;
C組:美國、哥倫比亞、北韓、瑞典;
D組:巴西、澳大利亞、挪威、赤道幾內亞。

根據「國際足球協會」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簡稱「國際足協」(FIFA)) 於2011年3月18日公怖的女子國家足球隊世界排名表,首四位依次分別是:美國(第一位)、德國(第二位)、巴西(第三位)、日本(第四位),剛好代表北美洲、歐洲、南美洲和亞洲的四支最佳球隊,基於外圍賽獲得出線權或因主辦國身份參加,也順理成章被指定為上列決賽周比賽四個小組的種籽球隊。

日本女足與美國女足分別於B、C兩小組同樣以兩勝一負的小組次名成績出線八強,再於半準決賽及準決賽分別過關斬將:日本女足先後擊敗世界排名第二的德國(加時1比0) 及世界排名第五的瑞典(3比1);美國女足則先後擊敗世界排名第三的巴西(加時賽和2比2;互射十二碼勝5比3) 及世界排名第七的法國(3比1);兩隊最後進入決賽。

然而,根據美國女足和日本女足的比賽紀錄,兩隊之前曾經對賽25次,美國女足勝出22次,包括兩度在之前的世界盃決賽周碰頭:1991年分組賽美國勝3比0;及1995年半準決賽美國勝4比0;其餘的皆賽和則有3次,美國女足從來未嘗被日本女足挫敗。再者,日本女足在這場決賽之前從未贏得任何世界錦標,甚至從未進入任何世界錦標的決賽;相反,美國女足則曾於1991年及1999年贏得此項世界錦標的冠軍,雖然美國女足已經十二年(即過去三屆)沒有進身此項錦標的最後決賽,但卻更加期望今次能第三度捧杯。故此,美國女足以魁梧的體型優勢、豐富的大賽經驗、一面倒的對賽往績,可謂強弱懸殊、泰山壓頂,賽前日本女足被一致看淡,勝望渺茫。

決賽於2011年7月17日德國時間晚上七時四十五分(日本時間18日凌晨二時四十五分)在「法蘭克福瓦爾德球場」(Waldstadion Frankfurt) 舉行,由日本女足與美國女足對壘。比賽開始,戰情並非如賽前預料一面倒的「美日攻防戰」,美國女足雖然快速行軍、雄獅撲兔、人人奮勇;日本女足卻也死纒肯拼、矯健敏捷、腳腳爭先。兩隊都技術優秀,鬥志如虹,狀態巔峰,比賽一直膠著狀態,美國女足難佔甜頭。

戰至比賽第69分鐘,美國女足首先打破僵局,15號球員「韋冰露」(Megan Rapinoe) 在後半場奪得皮球後,大腳長傳50碼送往前場左方,13號球員「摩根」(Alexandra Morgan) 控球奔走,推入禁區,力壓日本女足守衛,左腳勁力抽射球門右側死角入網,打開紀錄領先1比0。日本女足積極反撲,第81分鐘從右路進攻,傳球禁區中間位置,雙方球員混戰,美國女足兩名守衛都未能及時解圍,日本女足8號球員「宮間綾」(Aya Miyama) 快速走入禁區爭位成功,避過對方守衛,冷靜地用左腳輕巧推射球門左側入網,扳平紀錄1比1。

兩隊在90分鐘内打成1比1平手,進入加時比賽階段。戰至第104分鐘,美國女足13號球員「摩根」在左路發難,推落底線,然後送出高球至禁區門前中間位置,20號球員「瓦姆巴克」(Mary Wambach) 力壓日本女足守衛,衝前迎頂勁力頭球破網,美國女足再度領先紀錄2比1。日本女足並沒有氣餒,繼續反攻,第117分鐘在左路獲得角球,由8號球員「宮間綾」負責開出,10號球員兼隊長「澤穂希」(Homare Sawa) 衝前近柱接應,於人馬雜遝中擺脫美國女足守衛的羈絆,乖巧地以一記虎尾右腳輕彈皮球入網,日本女足二度追成平手紀錄2比2。

兩隊經過120分鐘的劇鬥,四個入球有如梅花間竹,都是清脆玲瓏:美國女足既屬強勁破網;日本女足也隸乖巧妙射。當中美國女足13號球員「摩根」包攬「一入球一助攻」(one goal and one assist) ;日本女足8號球員「宮間綾」亦不讓其專美,同樣是「一入球一助攻」,令觀眾如痴如醉,擊櫛讚賞。然而,兩隊卻始終未能分出勝負,最後要互射十二碼球決定冠軍誰屬。兩隊負責十二碼球把關都是出色的守門員,日本女足是21號「海堀步」(Ayumi Kaihori);美國女足則是1號「蘇露」(Hope Solo),經抽籤後美國女足先射。

四次輪流互射之後分出勝負,美國女足的成績:7號球員「博詩」(Shannon Boxx) 第一射被對方門將向左撲出;10號球員「勞埃德」(Carli Lloyd) 第二射高出射失;17號球員「希斯」(Tobin Heath) 第三射被對方門將向右撲出;20號球員「瓦姆巴克」第四射射入。日本女足的成績:8號球員「宮間綾」第一射射入;17號球員「永里優季」(Yūki Nagasato) 第二射被對方門將向右撲出;6號球員「阪口夢穗」(Mizuho Sakaguchi) 第三射射入;4號球員「熊谷紗希」(Saki Kumagai) 最後第四射射入。

互射十二碼球的成績日本女足勝出比數3比1,結果由日本女足贏得2011年國際足協女子世界盃冠軍,亦是該隊的第一項世界錦標;美國女足屈居亞軍,飲恨未能完成第三度捧走該獎盃的美夢。

根據這場決賽大戰的全場比賽統計資料,主要包括:(1) 控球指數 (possession rate)–日本女足佔52%;美國女足佔48%;(2) 嘗試射門數目(total shots)–日本女足有14次;美國女足有27次;(3) 射中球門數目(shots on target)–日本女足有6次;美國女足有5次;(4) 角球數目–日本女足有4次;美國女足有8次。由此可見,美國女足縱使臨門攻勢更具威脅,最終還是有驚無險;日本女足雖然祇憑穩守突擊,卻也仍屬不容輕視。兩隊臨場表現不相伯仲,可算勢均力敵,正式比賽戰至平手,亦是合理戰果,最後冠軍誰屬,訴諸互射十二碼球決定,已經是全部交託於球員的心理狀態和球隊的贏波運氣。

日本女足在領隊「佐々木則夫」(Norio Sasaki) 的指導下,憑藉甚麼去贏取最後勝利?同年三月的「東日本大震災」,對日本女足之比賽心理狀態的影響,肯定是原因之一。該場世紀大災難一直纏繞每個日本人的心靈,亦因此對日本女足產生重要激勵效果:球員們深信,每一場女子世盃賽事的勝利,都能為日本國民減低傷痛,帶來新希望。譬如對德國隊比賽事前,日本女足還察看一遍災區慘況的紀錄,提醒球隊目前的重擔,當時中場主將宮間綾說︰「311大地震災後,我們近乎每天都重看這樣的照片,大戰之前又再翻看,確實對我們的心靈再度引起震撼作用。」

隊中多名球員,包括15號球員「鮫島彩」(Aya Sameshima) 和18號球員「丸山桂里奈」(Karina Maruyama),都是東京電力隊隊員。鮫島彩在福島第一核電廠工作,地震發生時,剛好身在大阪參加集訓,她想申請回核電廠救災被勸阻。鮫島彩賽前表示,一定要踢出最好成績,為奮戰搶修核電廠的同事送上一點安慰。獲得冠軍後,球員們高舉寫有「感謝東北災民」的國旗,向萬千球迷致謝。

今屆賽事對日本女足來說,不單祇是一項比賽,更肩負着重建國家信心和希望的重責,務必將每一個入球、每一場勝利,獻給311東北大地震和海嘯的災民。雖然她們並非奪標熱門,賽前往往被看低一線,但憑藉日本人穩定不移的信念和堅毅不屈的鬥志,三番四次的創造奇蹟,決賽在兩度落後下竟能扳平,更能繼續維持如虹士氣和冷靜頭腦,最後互射12碼擊敗美國隊,歷史性捧盃。

決賽之後,遠在日本東京酒吧觀看電視直播捧場的女球迷說:「日本正面對如此艱難的時刻,這消息令我非常高興,我們創造了歷史。」也有球迷感覺既興奮莫名、又難以置信,高呼「我們是世界第一」。當地報章出版特別號外報道,其中《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都以「大和撫子,世界第一!」為題。在決賽中落敗的美國女足球員,都讚揚日本女足球員在球場上卓越表現的拼搏精神,並明白對近期飽受天災蹂躪的日本來說,這場勝利意義重大。美國女足前鋒「羅倫珍妮」(Lauren Cheney) 說:「日本隊為她們的國家帶來無限喜悅,我相信這意義更大,我衷心向她們致敬。」

這是日本經歷311東日本大震災後,最能振奮日本世道人心和重拾大和民族驕傲的一天!災後日本,實屬創傷纍纍,短期內日本女足便能於世盃奪冠,無疑產生鉅大鼓舞作用。四個月以來,日本舉國逾一億二千萬人首次可以暫時忘卻災難的悲痛,狂歡慶祝,洗滌洩核災難之後的鬱結心情;並在國家女足前赴後繼、永不言敗的精神激勵下,雖然面對未來前途原本一片黯淡,卻仍能夠燃點希望、重拾信心、從新啟步。更有民眾敦促日本當權政客,應該向日本女足學習永不言敗的拼勁精神,不要再做遇事就祇懂鞠躬道歉、快閃下台的卸責一族。

日本女足的堅毅勇敢、冷靜負責、永不言敗,完全彰顯「外表柔弱、內心頑強」的大和撫子情操,充份發揮「重榮譽、負責任、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雖然新生代日本女足無須參與戰爭的上陣殺敵,卻可聚焦武士道進階層次的「外在教訓」,透過愛國公民的表現,去實踐其「普世哲學」,引領社會走向安寧與幸福,確屬現世紀的一隊女將武士。

總括來說,從古代十二世紀末年至現今二十一世紀,在長達八百餘年的這段期間,日本經歷從幕府時代的傳統社會、過渡明治時期的維新改革、直至新世紀的現代化國家,女將武士的涵養要求和生活角色亦產生莫大變化。譬如「千葉佐那子」與「中野竹子」是早期的代表,長期身處戰爭狀態的動盪社會,對其涵養要求比較單純,環繞武器和戰鬥的訓練,也祇扮演簡單的持刀臨陣殺敵角色。不論學習與實踐的層面,基本聚焦武士道的「戰爭哲學」,屬基本層次的「內在教訓」。

及至「新島八重」則介乎前、中期的人物,身處夾雜戰爭狀態的動盪社會及東西匯萃的激蕩文化,對其涵養要求轉趨複雜,除了武器和戰鬥的訓練外,亦重視性格修養,還要學習日本傳統技藝和西洋現代知識,更須扮演動靜皆宜、文韜武略的不同全才角色,涵蓋:槍炮專家、守衛軍士、西學學生、女宿舍長、基督教徒、賢淑內助、女權鬥士、學校教師、後勤醫護及茶道講師。不論學習與實踐的層面,同時包含武士道的「戰爭哲學」及「普世哲學」,兼收並蓄,已經齊備基本層次的「內在教訓」和進階層次的「外在教訓」,既抱前者規劃武士實踐道德的準繩;亦擁後者引領社會走向安寧與幸福。

直到「大和撫子」已是後期的楷模,身處現今新生代的全球化和平世界,對其涵養要求更達昇華階段,武器和戰鬥的學習,已變成強身健魄的訓練,祇為奠定武士道的精神基石,鮮有上陣禦敵的實際需要。與此同時,卻大幅增加修養優越性格的元素,將武士道推展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擴大至整體國民的啟發、激勵和渴求,培育普及道德標準,扮演愛國公民角色。不論學習與實踐的層面,重點已從武士道的「戰爭哲學」轉向「普世哲學」,也實際上將武士道由基本層次的「內在教訓」,昇華至進階層次的「外在教訓」。或許,大和撫子的表現,就是現代武士道的最佳實踐!

備註:本文部份資料,取材自–
(1)《維基自由百科全書》網頁;
(2) 《坂本龍馬》,楓樹林出版;
(3) 日本放送協會大河劇《龍馬傳》;
(4) 〈Female Combatants and Japan’s Meiji Restoration: the case of Aizu〉,Diana E. Wright,《War in History》,2001:8 (4) ,396–417;
(5) 日本放送協會大河劇《八重之櫻》,
謹此鳴謝。

這篇文章發表 於 星期二, 五月 5th, 2020 10:53 下午 在 遠東故事 Far East Story. 你可以回應這篇文章透過 RSS 2.0 feed. 你可以 留下回覆, 或 引用 從你的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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