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接首篇介紹坂本龍馬的進德修學過程和內容,本篇延續講述龍馬的建功立業經歷與範疇。

神戶海軍參與
幕府末期,堪稱「日本海軍之父」的「勝海舟」,為實現「一大共有之海局」的理想,其私塾自1863年(文久三年)開始積極招生活動。他不問塾生的出身及地位高低,祇希望能夠盡量召募眾多學員,有效教授相關航海及海軍的知識與技術。在龍馬的推薦和遊說下,不少土佐脫藩浪士,包括:澤村惣之丞、近藤長次郎、千屋寅之助等,陸續加入該私塾就讀,這批同志亦成為日後設立「龜山社中」和「海援隊」的中流砥柱,此是後話。在這段期間,海舟幫助龍馬向第十五代土佐藩前藩主「山內容堂」求情,於同年(1863年)一月十五日,山內赦免龍馬脫藩之罪,並追認諸位土佐藩士進入海舟私塾就讀的事實。

海舟向幕府要員及各藩藩主遊說日本確切必須設立海軍,其策略就是讓他們實地體驗乘坐軍艦的感受。在第十四代將軍「德川家茂」乘搭軍艦「順動丸」後,於1863年四月二十三日,最終獲得開設「神戶海軍操練所」的許可,並由幕府每年撥款三千兩經費的承諾,但這資金仍不足夠支持海軍操練所的營運。同年五月,龍馬受勝海舟委托,前赴面見第十六代越前福井藩主「松平春嶽」,商議借款五千兩,集資開辦神戶海軍操練所。松平曾鼓勵並推薦龍馬投靠勝海舟,當然對借款義不容辭,慷慨解囊。同年十月,神戶海軍操練所成功開辦,勝海舟即時委任龍馬為塾頭。

在這段期間,為評估利用海軍資源開拓北方地域的可行性,龍馬與土佐塾生「北添佶摩」等人熱烈辯論,北添等人更前往「箱館」(今北海道函館)等地視察。龍馬期望能夠將尊攘派志士的熱忱,移轉到開拓北海道,而不要浪費精力在「天誅」(替天行道) 的激進恐怖暗殺活動,但是卻一直沒有成功。

正當龍馬為成立神戶海軍操練所而四處奔走時,於1863年八月十八日,在京都發生「八一八政變」事件,「會津藩」及「薩摩藩」聯手將倡議倒幕最力之「長州藩」在京都的勢力一網打盡,京都的政治風向因而改變,幕府勢力重新掌握治國實權。

話說開去,在江戶時代,「長州藩」包括當時的周防國和長門國,即現今西本州中国地方山口縣;「薩摩藩」的領地包括薩摩國、大隅國、部分日向國屬地和琉球王國,即現今九州地方鹿兒島縣全域(包括琉球國的奄美群島)與宮崎縣的西南部;「會津藩」為日本古陸奧國會津郡,即現今東北地方福島縣西部會津地區。

話說回來,跟隨此一京都政治勢力的消長,在土佐藩內,第十五代前藩主「山內容堂」對涉嫌下令暗殺吉田東洋、僅屬下士身份卻主導藩論的白札鄉士「武市半平太」,長久以來都感到非常不滿,亦順勢暗中策劃重新掌握土佐藩政,下令肅清「土佐勤王黨」,並由與吉田東洋有親戚關係的「後藤象二郎」實際執行。自武市以下許多同志,包括:平井收二郎、岡田以藏等,先後遭到逮捕,並被處死或被逼切腹。武市為保護勤王黨成員,最終承認自己策劃暗殺吉田東洋,山內遂命武市切腹自盡。

龍馬較武市年輕六歲,兩人是遠親,自幼青梅竹馬,感情深厚,年輕時已接受武市灌輸專王攘夷的思想。龍馬在得知武市離世的消息後,感到非常悲痛,卻也無能為力,祇能繼續為海舟塾及海軍操練所而努力。

翌年(1864年)二月,龍馬知悉去年底向藩內提出延期歸國之申請被拒(另有一說是山內容堂因為清算土佐勤王黨,而下令土佐藩士歸藩),由於心繫設立海軍操練所的工作,不願意再被藩內的命令所束縛,故此決定不理會藩命,拒絕歸國,實際上已等同再次「脫藩」。二月九日,海舟獲受命前往長崎,並由龍馬陪同,負責調停於前一年五月間所發生外國艦隊砲擊下關事件,此乃長州藩為響應孝明天皇的攘夷政策,決定對航經下關的外國船隻進行砲擊,最後遭致各國艦隊的還擊。

1864年(元治元年)六月五日,京都發生轟動的「池田屋事件」,結果導致長州藩等尊攘派志士在京都的勢力嚴重受挫,也讓「新選組」一戰成名;所謂新選組,由幕府在江戶募集,就是將軍「上洛」(進入京都) 時身穿制服的護衛和維持治安部隊。

事件起因是新選組獲得情報,泄露尊攘派志士計劃於六月二十二日首先在「京都御所」(即天皇的居所)上風處放火,繼而趁亂攻擊京都守護職、所司代,其後再進宮將孝明天皇挾持前往長州。新選組亦得知志士們行動前將於六月五日舉行會議,於是新選組動員將人手編成兩組,分別由局長「近藤勇」及副長「土方歲三」帶隊;近藤沿著木屋町通、土方則沿著鴨川東岸,逐戶搜尋。近藤後來再接獲情報,知悉志士們在池田屋聚會,便率領沖田總司、永倉新八、藤堂平助,連同自己共僅四人殺入池田屋。此事件結果造成志士十四人死亡,當中包括:肥後的宮部鼎藏、長州的吉田稔磨、土佐的北添佶磨及望月龜彌太等,事後遭受牽連者,更多達二十四人。

在池田屋事件之後,幕府經調查發現,死去的「望月龜彌太」竟然是海舟塾的塾生,並且在海舟及龍馬身邊,還有許多尊攘派志士。海舟因此被幕府召回江戶,更於同年十一月十日被免除其軍艦奉行的職務,而海軍操練所自然也被廢止。海舟於離開神戶前往江戶之前,因為擔心龍馬等塾生無法繼續獲得其庇蔭,於是將龍馬等人託付給薩摩藩的城代家老「小松帶刀」,希望該藩能夠提供保護。

龜山社中設立
小松帶刀接受勝海舟的囑託後,隨即設法保護龍馬等墊生,特別重視其專長的航海技術和商業能力,於1865年(慶應元年)六月,決定出資讓龍馬等神戶海軍塾生組成「龜山社中」。這是類似近代公司形式的組織,以當時商賈聚集的「長崎」為根據地,社中主要草創成員包括:近藤長次郎、千屋寅之助、澤村惣之丞、白峰駿馬、陸奧陽之助;其他重要成員還有:長岡謙吉、山本洪堂、溝淵廣之丞等。龍馬更在位處長崎的「小曾根英四郎」家、下關的「伊藤助太夫」家、及京都的「酢屋」,分別設置辦事處,實行商業活動,並以薩摩藩的名義購入武器彈藥。

龜山社中成立目的有二:其一既是聚焦於進行商業活動,以賺取利潤謀生;其二亦是協助當時水火不容的薩長兩藩和解,最終更對後來成立「薩長同盟」作出貢獻。

由於當時各藩與外國交易,均須首先獲得幕府同意,而「長州藩」的「倒幕急先鋒」立場,迫使幕府對該藩武器彈藥等類的貨物交易,採取全面禁止的態度,導致其難以獲得現代化的軍事武裝。另一方面,「薩摩藩」則由於連年支持幕府,不斷展開鎮壓攘夷人士及追擊長州藩的軍事行動,因而陷入財政危機,長久以來更為籌措短缺的糧食白米,感到十分苦惱。

此時,龍馬提出一項「四贏策略」:第一方面以薩摩藩之名義購入武器,再祕密轉賣給長州藩;第二方面則長州回饋薩摩所缺少的糧食白米,作為報答;第三方面並由龜山社中出任中間人,其成員和船隻負責實際交易的接洽、執行及貨物運送;第四方面亦同樣重要,此一策略的成功,還須倚賴一位關鍵人物的鼎力協助,負責聯絡海外製造商和供應商,他就是來自蘇格蘭、在長崎活躍、暗地支持倒幕派的英國貿易商人「湯瑪士.哥拉巴」(Thomas Glover;1838年–1911年)。再者,該策略因為能夠解決兩藩各自燃眉之急,很快獲得雙方首肯,順理成章也為日後「薩長和解」鋪設初步的契機。

根據薩摩名義,龍馬向哥拉巴購置武器,再轉交給長州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該批武器共七千三百支,包括:米尼步槍、戈貝爾槍和短手槍,總金額約達22億日元(九萬二千四百兩)。在該次成功貿易中,社中淨賺九億日元。龍馬運用這筆資金,於1866年(慶應二年)購置英國製木造蒸氣船「櫻島丸」(後改名「乙丑丸」),並與長州藩海軍局總督「中島四郎」簽訂合約,共同使用這艘軍艦,此一船艦在後來長州抵禦由幕府發動的「第二次征長之役」當中,發揮重大作用。

薩長同盟聯繫
在「八一八政變」及「池田屋事件」後,長州藩展開「清君側」行動:以掃除「會津」、「薩摩」兩藩勢力、重返京都政治舞台為目標;由老臣「來島又兵衛」、神官「真木和泉守保臣」、「久坂玄瑞」(吉田松陰妹夫,與高杉晉作、吉田稔磨並稱「村塾三秀」)等人率領數千軍隊上洛,於1864年(元治元年) 七月十九日,自京都「蛤御門」(今京都市上京區)方面向皇宮進軍,但是最後被佐幕勢力擊敗,史稱「禁門之變」(又稱「蛤御門之變」)。由於長州對皇居兵刃相見的行動,被視為對天皇大不敬,故隨即被宣告為「朝敵」(即朝廷的敵人)。不久之後,於同年八月五日,又因其攘夷急先鋒立場,遭到「英美法荷」四國聯合艦隊砲擊「下關」的打擊。

在禁門之變當中,長州叛逆,竟然對皇居開砲,於1864年(元治元年) 七月二十三日,朝廷決定對長州進行征伐,此即「第一次征長之役」。相應地,長州為避免遭受致命的打擊,決定由三家老— 福原越後、益田右衛田介、國司信濃 — 承擔責任,以切腹謝罪,向幕府表達恭順的誠意。雖然其間有長州藩少壯派如「奇兵隊」的「高杉晉作」嘗試挑起戰端,但當時擔任幕府軍實際指揮工作的薩摩藩「西鄉隆盛」,主張對長州採取寬容態度,故第一次征長之役就在沒有發生實際戰鬥的情況下落幕。

於此連番打擊下,導致長州藩對當初將其勢力逐出京都政治中心的薩摩及會津兩藩反感至深,在部份藩士心中,甚至達到誓不兩立的程度,例如在鞋底寫著「薩賊會奸」四字,以供踐踏洩憤。但在這種氛圍下,仍然有人期望能夠促成薩摩、長州等藩的結盟,以實現「武力討幕」。此一構想,最早由「筑前勤王黨」(當時筑前國的領域大約即為現今九州福岡縣西部)提出,後來則由土佐脫藩志士「中岡慎太郎」及「土方久元」繼承。

於1865年(慶應元年)五月,首先一方面由土方協同龍馬說服長州的「桂小五郎」,願意到「下關」與薩摩的「西鄉隆盛」進行會談;同時另一方面中岡則前往薩摩,說服西鄉參與約會。同年十月二十一日,龍馬與桂同往下關赴約,等待與西鄉會面,卻祇見中岡獨自一人乘漁船到來。細問之下,才知西鄉本已決定前來,但在中途卻表示,為阻止朝議傾向幕府所主張的第二次長州討伐,他必須立刻前往京都(也有一說,西鄉在前來會談的航程中,發現有幕府奸細潛伏,並偷取會談的相關文件,遂立刻轉往京都,觀察事跡是否敗露),故萬不得已祇好失約。

龍馬對此一發展,失望之情,溢於言表;桂則感到十分憤怒,但在中岡不斷致歉之下,也表達希望仍委託他們今後於兩藩之間持續斡旋。此後,長州藩因感自尊受挫,一直無法厚顏推動和談的進展,但中岡依然堅毅不棄,積極協調。

基於龜山社中可居間協助雙方解決軍需為主題,龍馬和中岡繼續分別對桂及西鄉加強遊說,於1866年(慶應二年) 一月八日,桂前往位處京都的薩摩藩城代家老「小松帶刀」宅邸,與西鄉會面。然而,一連數日,雙方完全沒有針對同盟一事進行任何討論,祇是終日宴飲。於同月二十日,當龍馬來到京都後,驚訝同盟仍未形成,詢問桂何故不主動提起同盟事宜時,才知悉桂因為不信任西鄉,堅持要等待龍馬抵達後,再進行會談。於是,龍馬就在當夜冒險躲避京都「見迴組」(幕府巡邏隊)的巡查,而趕赴會談。

同月二十二日,終於在薩長雙方會面中,薩摩由西鄉及小松為代表,長州則由桂為代表,並以龍馬為中間人列席,成立兩藩之間的軍事同盟 —「薩長同盟」,包含共六條盟約,簡列如下:

(1) 長州藩若與幕府發生戰爭,薩摩藩便立刻派二千兵士前往京都,另派一千兵士前往大阪,控制這兩地的情勢。

(2) 長州藩若在戰爭中居于優勢,薩摩藩應盡量向朝廷為長州藩說好話。

(3) 萬一長州藩居于劣勢,薩摩藩應盡力給予救援。

(4) 幕府若還未開戰便撤兵,薩摩藩應上奏朝廷,解除長州藩的冤罪。

(5) 如果德川慶喜、京都守護職、京都守護職等幕府勢力挾持朝廷,百般阻撓薩摩藩對朝廷的說項工作(即為長州藩解除冤罪),薩摩藩便與朝廷翻臉,向其宣戰。

(6) 長州藩的冤罪若獲得解除,今後薩長兩藩應真心誠意地為振興皇國、恢複皇威而攜手努力。

同盟雖然已經成立,桂小五郎卻仍對薩摩持不信任態度,甚至在歸國途中,要求龍馬在盟約上複核簽署,作為保證。

1866年(慶應二年) 六月,幕府展開第二次長州討伐,總共投入超過十萬兵力,大軍壓境;長州藩則祇擁約三千五百兵力,負隅頑抗。長州藩軍隊人數稀少,由海軍總督「高杉晉作」領軍,配備新式西洋火器;相較之下,幕府軍人數眾多,由第十四代將軍「德川家茂」擔任總指揮,裝備卻古老陳舊;因此雖然兩陣兵力懸殊,幕府軍最終仍不敵長州軍。當時龍馬亦率領龜山社中成員,支援長州參戰,長州軍連戰連勝。反之,幕府軍戰況一直欠順,德川家茂實在不堪連日來的勞心勞力,於同年七月十日,結果在大阪城內病倒,並於同月十九日逝世,享年祇有二十一歲,而由家茂所主導的第二次征長之役,也就此劃上休止符。

海援隊伍轉營
在薩長同盟與第二次征長戰爭後,土佐藩前藩主山內容堂見幕府衰弱,有意擴展勢力,遂命「後藤象二郎」暗中與薩摩、長州接觸。後藤遂派遣「岩崎彌太郎」尋求龍馬協助,並請求藩主山內赦免龍馬的脫藩之罪。此時龜山社中因為參與下關海戰,而遭到幕府查緝及長崎奉行所的刁難;於1867年一月十三日,龍馬與後藤在「清風亭」(清風亭是由長崎土佐商會經營的長崎料理店,位處榎津町,即現今長崎市萬屋町) 進行會談,史稱「清風亭會談」。會談結束後,龍馬將龜山社中正式轉為隸屬土佐藩,並改名為「海援隊」,成為土佐的對外機構,但仍維持其獨立運作與經營。兩者相較,於早前龜山社中是在薩摩的資助下進行航運活動;其後海援隊則是在福岡孝弟及後藤象二郎等土佐藩重臣的推舉下成立。

1867年(慶應三年) 四月上旬,龍馬就任土佐海援隊隊長,同時期中岡慎太郎也組成「陸援隊」。海援隊規範治事的主要目的,是為吸收自土佐藩或他藩對海外事務有志向的脫藩者,進行運輸、開拓、營利、投資等商業活動,以援助土佐藩的藩務;而龍馬的夢想,卻是更進一步將土佐海援隊擴展成為足跡遍及全世界的組織。

在海援隊成立之初,發生「伊呂波丸事件」。伊呂波丸是海援隊向「大洲藩」(江戸時代伊予國喜多郡大洲,即現今愛媛縣大洲市)籍船主所商借的蒸氣船,於1867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在瀨戶內海與「紀州藩」(江戸時代紀伊國,領域大約包含現今和歌山縣全境及三重縣的南部) 之「明光丸」發生碰撞,由於明光丸體積較伊呂波丸龐大許多,導致伊呂波丸最終沉沒。後來龍馬本著《萬國公法》(即日本對國際公法的舊稱)向紀州藩請求賠償,最後紀州藩終於同意賠償支付八萬三千兩。

龍馬對於海援隊感情深厚,期望殷切。據聞日後正當大政奉還之際,西鄉委託龍馬製作新政府主要官員名冊,卻發現龍馬沒有將自己的名字列入名冊之內。西鄉查問他如果不在新政府任職的話,將作如何打算,龍馬則回答說:「想要組織世界的海援隊」。

船中八策擬定
在德川家茂死後,身為將軍後見職的「一橋慶喜」眾望所歸,就任德川家第十五代將軍,但慶喜卻不願意貿然接下將軍一職,卻祇同意繼承德川宗家的地位。他打算等待諸國大名都俯首要求他繼任將軍的時候,才以高姿態就任。家茂於1866年七月逝世,延宕近五個月後,慶喜才於同年十二月五日,在天皇的敕命下接任將軍一職。他在就任後,立刻展開一連串財政、兵制、人材選用等各方面的幕政改革,成為人們口碑載道的著名將軍,甚至將他比喻為家康再世。

另一方面,龍馬就任海援隊隊長後不久,於1867年(慶應三年) 六月九日,與土佐藩參政「後藤象二郎」一同乘坐藩船「夕顏丸」,從長崎出發前往兵庫,於船上龍馬向後藤講述其治國理想和洗滌日本的意志,討論「新日本」應有的面貌,將日本邁向近代化國家的必要改革,整理成條理清晰的八個項目,簡列如下–

(一) 理想:天下政權歸奉還朝廷,政令應由朝廷提出; 實踐:大政奉還;
(二) 理想:設上下議政局,設議員理萬機,萬機應經公議決;實踐:第一次帝國議會;
(三) 理想:賜有才公卿諸侯暨天下人才官爵,應廢除從來有名無實之官;實踐:內閣制度;
(四) 理想:外國交涉採公議決,應訂定新規約;實踐:廢除治外法權;
(五) 理想:折衷古來律令,應撰定新無窮大典;實踐:大日本帝國憲法;
(六) 理想:海軍宜擴張;實踐:陸海軍省的設置;
(七) 理想:置御親兵,守衛帝都;實踐:近衛師團的設立;
(八) 理想:宜設金銀物價與外國平均之法;實踐:回復關稅自主權。

以上八項原則,涵蓋:「大政奉還」、「議會開設」、「官制改革」、「條約改正」、「憲法制定」、「設立海軍」、「置御親兵」和「通貨政策」,就是日後聞名於世的「船中八策」。其詳細內容由海援隊書記長岡謙吉起草,原案則是來自橫井小楠的「國是七條」;但其精髓是,除了明確指出歸還政權外,亦提出二院議會、制定憲法等新政府應該實施的具體事項,並不受限於固定概念的嶄新近代化方針,實質上成為日後「維新政府」治國綱領的藍本。

大政奉還實踐
後藤知悉龍馬船中八策的內容後,如獲至寶,欣喜莫名,打算立刻前往京都,以建言書形式向土佐藩主「山內容堂」上書,但此時容堂卻已經返回土佐。後藤打鐵趁熱,轉向薩摩的西鄉和小松推介,西鄉對船中八策的理念,也十分贊同;於是,薩摩及土佐兩藩同意聯合實踐船中八策。1867年(慶應三年) 六月二十二日,薩摩由西鄉隆盛、小松帶刀、大久保利通為代表;土佐則由中岡慎太郎、後藤象二郎、福岡孝弟、寺村左膳、真邊榮三郎為代表,兩藩根據船中八策,訂立「薩土盟約」,確定以武力討幕及成立新政權為目標。

然而,後藤一方面與薩摩訂立武力討幕的密約,另一方面卻於回到土佐後又上書山內容堂,企圖壓抑中岡慎太郎、板垣退助等武力討幕派的聲勢,將藩論導向以「公武合體」為主的「和平革命路線」。後者亦是龍馬支持的「倒幕」路線,意即讓幕府勢力於政治舞台中消失,但是並未考慮讓德川家不再存續。不久之後,「藝州藩」(亦稱廣島藩,江戶時代包括安藝國全域及備後國一部份,即現今廣島縣)加入陣營,又成立以提倡「王政復古」為目標的「薩土藝三藩盟約」。

這個成為大政奉還腳本的提案,由於能夠統一當時動盪的土佐藩,將其帶往良好方向,因此獲得前藩主山內容堂的採納,成為正式的土佐藩論。最終在山內的授意下,於1867年(慶應三年) 十月三日,後藤前往京都二條城向閣老「板倉靜勝」提出王政復古的建言書,提議幕府順應時勢,將政權歸還給朝廷。在時代潮流與廣大輿論壓力之下,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當機立斷,於十月十四日實行「大政奉還」,還政於朝廷。1868年一月三日,德川慶喜正式退任。

近江屋暗殺逝世
龍馬身為「船中八策、大政奉還」的重要推手之一,在其夢寐以求的治國理想新世界即將實現之際,卻無緣親自目睹,於1867年(慶應3年) 十一月十五日不幸遭人暗殺。話說龍馬於十一月五日從越前回到京都,之後住在河原町「近江屋」,並患上感冒。事發當天,正在近江屋二樓與中岡慎太郎進行密商,刺客懷疑是三至四名京都「見廻組」成員,他們偽裝「十津川鄉士」拜訪龍馬,首先殺死房外守衛的龍馬侍從「山田藤吉」,同時趁著龍馬及中岡安坐二樓房中未及反應,突襲砍殺二人。

龍馬的額頭與身上多處中刀,在當夜傷重死亡,享年祇三十一歲。他在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對著旁邊已經趴倒在地的中岡慎太郎說:「中岡,你還好嗎?我的眼睛被額頭流下的血蓋住,看不見了!」中岡則於兩天後才斷氣,享年也祇三十歲。由於中岡至死前還保持清醒意識,因而留下許多關於暗殺事件的第一手證詞。事發地點的近江屋,其二樓當時所在位置之壁紙、掛軸、榻榻米等,血跡仍然留存至今。

龍馬、中岡和藤吉死後,被葬於京都東山區圓山公園內「靈山護國神社」墓地。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 四月八日,明治維新政府向龍馬追贈「正四位」(相當於中務卿、參議、七省卿) 官職。

建功立業總結
坂本龍馬建功立業的成功因素,包括其個人品格涵養與環境機遇配合。

首先,個人品格涵養方面,龍馬性格開放,推陳出新,毫不拘泥古舊過去,容易接受嶄新事物,永遠走在時代前端,試從一則小軼事可以反映。話說龍馬曾對土佐勤王黨成員「檜垣直治」說:「今後在室內亂鬥的情況會變多,我喜歡小太刀,因為小太刀靈活,比流行的太刀實用。」之後直治配帶小太刀再見龍馬,他卻掏出一柄手槍:「這比小太刀更具威力。」龍馬拜勝海舟為師後,直治又改帶手槍再見龍馬,這次龍馬掏出一部《萬國公法》,並說道:「手槍祇能殺傷敵人,此書可以振興日本!」

另外一則軼事,西鄉隆盛曾對龍馬說:「你前天所說,和今天所說不同,你如何能取信於我?你身為天下名士,必須有堅定的信念!」龍馬則反駁說:「實際並非如此。子曰:『君子從時』。時間在推移,社會形勢天天都在變化,因此,順應時代潮流,才是君子之道!西鄉,你一旦決定之後,就想貫徹始終,如此做法你將會落後於時勢。」

再者,龍馬與勝海舟會面後,傾談瞬息間便被說服,由當初主戰的「尊王攘夷論」支持者,重新思考改變成為和平的「開國貿易論」擁護人。他從1863年十月接受勝海舟委任為神戶海軍操練所塾頭開始,直至1867年十一月被殺身亡,雖然僅祇經歷四年的工作時光,卻順應時勢,就是他最終能夠建功立業的重要佐證。

其次,環境機遇配合方面,包括三個層次:個人層面 — 龍馬與象二郎 — 的衝突;雄藩層面 — 薩摩與長州 — 的衝突;及國家層面 — 天皇朝廷與將軍幕府 — 的衝突;闡釋如下。

(1) 龍象個人私怨放下,釋嫌合作
「龍」指坂本龍馬;「象」指後藤象二郎。後藤是土佐藩參政吉田東洋的外甥,而吉田是獲得藩主信賴的重臣,其藩政改革方針,卻與武市半平太創設的土佐勤王黨對立,於1862年四月被三名土佐勤王黨人士暗殺。而龜山社中成員,包括:坂本龍馬、新宮馬之助等幾位土佐志士,當初都曾為勤王黨員,雖然沒有參與該次暗殺行動,但後藤對這些人恨之入骨,還是理所當然。相對地,勤王黨亦有許多成員被後藤逮捕,一些甚至死在獄中,所以龜山社中同志也視後藤為仇敵。

龍馬胸襟坦盪,對後藤沒有偏見,但想要化干戈為玉帛,談何容易,他卻能發揮其人脈、口才與洞悉能力,積極改善彼此關係。他邀請長州藩士溝淵広之丞代表社中,向土佐藩安排斡旋會見事宜。於1867年一月十三日,雙方應約在長崎一家名為「清風亭」的料理店會見,史稱「清風亭會談」。在薩長同盟連合之後,龍馬瞭解此時的土佐藩,也急欲於天下爭取一席位,否則將被薩長兩藩遠遠拋離落後,故此推算後藤願意前赴長崎洽談購船事宜。

誠然,因為幕府長期鎖國的緣故,日本各藩不但欠缺遠洋艦船,且更缺乏足夠的航海技術人才。從勝海舟領導「海軍操練所」出身的龜山社中成員,正好能為土佐藩補足所缺人才。總言之,龍馬的一方:瞭解龜山社中本身正急需外來的援金;及自己與薩長二藩建立的聯繫,也能從中協助土佐藩。後藤的一方,則重視龜山社中同志的航海知識和技術;亦是明白事理、審時度勢的政治人才。更重要的是,龍馬與後藤都是以國家利益為大前題,所以便能放下私怨,冰釋前嫌,促成這次「龍象」雙方互取所需的合作,成功組織「土佐海援隊」。自此之後,龍馬與後藤之間,亦建立政治討論的關係。

(2) 薩長兩藩衝突和解,結盟互利
長久以來,薩摩藩是支持幕府的「佐幕派」,提倡溫和的「公武合體」、「武備開國」,強化朝廷與幕府的合作體制,兩者合力抵抗海外強權的思想;長州藩則是反對幕府的「倒幕派」,支持朝廷,主張「尊王攘夷」,思想激進,在京都向「親幕派」採取「天誅」的連串暗殺活動。薩長兩藩思想分歧,水火互不相容,原本難言合作。

然而,兩藩皆有燃眉之急:長州缺乏武器;薩摩則欠缺糧食。龍馬看準時勢,首先提出一項「四贏策略」,拉攏薩長兩藩進行貿易合作;繼而再撮成兩藩之間的軍事同盟 —「薩長同盟」,化解兩藩的衝突,達到結盟互利的目標。在幕府弱勢、雄藩割據的環境下,此一薩長兩藩的政治融洽,有利龍馬日後推動和實踐其政治理想。

(3) 皇幕政權爭鬥停止,大政奉還
江戶幕府自從德川家康取代豐臣秀吉統一天下後,二百多年來一直是日本的實際統治者,幕府的任何決策,無論是內政或外交,從來不須天皇的「勒許」。直至美國黑船來航,兵臨城下時,第十二代將軍「德川家慶」(就任期從1837年九月四日至1853年七月二十七日)正臥病在床,言語含糊;接任的第十三代將軍「德川家定」(就任期從1853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1858年八月十四日)亦體弱多病,身體經常無故發抖。

面對強敵入侵和外國談判等重大危機,幕府最高領導的兩代將軍 — 德川家慶與德川家定 —都無法承擔重任,遑論作出合適決斷,祇能倚靠朝中大老。但前後兩任首席大老 — 阿部正弘與堀田正睦 —保守有餘,卻開創不足,對重大政策也未敢獨自決斷,改為採取集思廣益方式,於是天皇與各大名獲得發言權。強大的外敵,無能的將軍,虛怯的老中,結果導致幕府的權威逐漸下降,天皇的權威卻日趨上升。

1858年十一月三十日,紀伊家的「德川家茂」繼任為第十四代將軍,1866年八月二十九日,家茂在大阪因腳氣性心臟病去世,在位接近八年,享年祇有二十歲。1867年一月十日,天皇任命一橋家的「德川慶喜」為第十五代將軍;同年一月三十日,「孝明天皇」去世,享年三十五歲,由年僅十五歲的「明治天皇」繼任。

1866年六月七日,德川家茂發動第二次征長戰爭,堂堂幕府軍竟然被西南邊陲的外藩打敗,皆因幕府不能號令各藩聯合攻擊長州藩,證明幕府已經完全失去統治日本的能力,徒稱中央政府,卻是有名無實。日本的政治結構,經已面臨必須重新改編的時候,否則長久下去,日本將面對個別雄藩割據、各自為政的國家分裂。屆時,日本不但內戰連綿,耗損民族力量,而且更有可能遭受西方列強的象食鯨吞。

日本的政治結構應該如何改編?新中央政府應該如何誕生?舊新中央政府的政權應該如何交接?針對這些問題,社會上發展出兩派的主流倡議:一種是和平轉移政權的「大政奉還論」;另一種則是武力轉移政權的「討幕論」。當時改變日本政壇的呼聲,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亦如箭在弦,蓄勢待發。

總結來說,龍馬憑藉個人的品格涵養,及三個層次從衝突轉變為融洽的環境機遇配合,成功建立其宏圖鉅業 — 「神戶海軍」、「龜山社中」、「薩長同盟」、「海援隊伍」、「船中八策」、「大政奉還」;他仿似蒼穹一顆迸發萬丈光芒的耀目流星,雖然祇是佔據個人經歷四年的短暫時光,卻已留下釐定日本千秋萬世的偉大功業,其貢獻影響深遠。

龍馬的建功立業,講述完畢,有關龍馬的感情故事,且聽下回分解。

備註:本文部分資料,取材自–
(1) 《維基自然百科網頁》;
(2) 《坂本龍馬》,楓樹林出版;
(3)《日本人物群像》,陳再明著,聯經出版;
(4) 《明治維新:日本近代史上最為驚心動魄的一頁》,呂理州著,海南出版社出版;
(5) 日本放送協會大河劇《龍馬傳》,
謹此鳴謝。

這篇文章發表 於 星期五, 九月 22nd, 2017 3:17 上午 在 邁向現代 Road to Modernity. 你可以回應這篇文章透過 RSS 2.0 feed. 你可以 留下回覆, 或 引用 從你的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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