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數月來,香港特區政府的公職人員,包括官員和諮詢會委員,在推廣政府政策時,刻意徵引相關的「英國經驗」,甚至強調是其個人的英國經驗,借用英國歷史悠久的文明品牌,從正面信納或負面反證的角度,企圖爭取市民對政策的支持。這些徵引的英國實例,既有使用錯誤資料,亦有以偏概全地從負面說法 —「英國亦不過如是」— 作出反證;基於公職人員的信誓旦旦,加上市民缺乏對相關英國經驗的認知,容易造成市民被誤導的效果。雅帆列舉一些實例如下,讓讀者思考。

個案一:保安局副局長向立法會議員推介更換新一代智能身分證

2015年1月6日,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出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向議員簡介政府就實施新一代智能身份證系統及推行新一代智能身份證的建議。議員曾於會議上查詢法例規定市民需要隨身攜帶身份證明文件的理據,副局長徵引個人的英國經驗,以支持其回應,《蘋果日報》翌日亦有相關報導,現將原文引述如下–

【引述開始】
“【本報訊】現行《入境條例》第17C條規定年滿15歲的市民需要隨身攜帶身份證明文件。昨日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上,會計界議員梁繼昌指有關條例是七十年代為堵塞非法入境者而遺留的法例,身份證則是殖民地時代的產物。梁質疑為何市民需要攜帶身份證,箇中理據為何?

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表示,市民需要攜帶身份證而在保安和治安方面有何成效是眾所周知,「很多西方國家,例如我曾經居住過嘅英國,都係要帶身份證」。梁接口道「我冇帶過身份證出街,喺英國!」惹得主席葉國謙指他可能違法,其他議員譁然。但原來英國的身份證法例 (Identity Cards Act 2006) 於2010年被身份證明文件法例 (Identity Documents Act 2010) 取代,保守黨–自民黨聯合政府廢除身份證,稱是終結「那種秘密監視本國公民的政治文化」。

梁亦要求保安局提供國際經貿合作組織OECD成員國中,有哪些國家須身份證及哪些國家規定要帶身份證,李稱會搜集有關資料。”
【引述完畢】

雅帆從《立法會網頁》收聽該段會議的錄音(約於會議討論該項目的第48分鐘開始),證實《蘋果日報》上述的報導屬正確無誤,載錄該段會議之聲音檔案的網址是–
“http://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SearchResult?MeetingID=M14120018” 。

雅帆再從《立法會網頁》查閱該次會議紀錄,有關討論的文字記載,引述如下–

【引述開始】
“…IV. 新一代智能身份證系統
7. 保安局副局長向議員簡介政府當局就實施新一代智能身份證系統及推行新一代智能身份證的建議。入境事務處助理處長(資訊系統)借助電腦投影片,向議員簡介新一代智能身份證系統及擬議新一代智能身份證的主要特點,以及建議的身份證換領計劃。…

29. 梁繼昌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有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下稱 “經合組織 “) 國家已向居民發出身份證,以及有何經合組織國家要求居民在警務人員或有關執法人員的要求下出示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保安局副局長同意提供書面回應。

智能身份證晶片內所儲存的資料範圍
30. 梁繼昌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智能身份證晶片內所儲存的資料範圍。保安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人事登記條例》(第177章)訂有條文,列明現有智能身份證晶片內所儲存的資料。持證人的姓名、中文姓名的中文商用電碼、性別、照片、指紋模版、居留權身份,以及如屬非永久性居民,有否任何逗留條件等資料,均儲存於智能身份證內。…

33. 梁繼昌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檢討《入境條例》第 17C條的規定。根據該條規定,香港居民在警務人員或有關公職人員要求下,須出示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保安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有必要保留《入境條例》第 17C條的規定,以維持本港的治安和安全。…”
【引述完畢】

根據上列立法會會議的文字紀錄,並沒有載述保安局副局長在回應梁繼昌議員詢問為何市民需要隨身攜帶身份證時,他曾徵引其個人的英國經驗 —「很多西方國家,例如我曾經居住過嘅英國,都係要帶身份證」— 之幾句相關說話。換言之,立法會會議的聲音檔案與文字檔案在記錄有關討論略有出入。

另外,為回應梁繼昌議員的要求,保安局於2015年1月29日向立法會發出一份文件:《立法會CB(2)654/14-15(03)號文件–政府當局就新一代智能身份證系統提供的補充文件》,其中資料包括:說明有何「經合組織」國家已向居民發出身份證,以及有何經合組織國家要求居民在警務人員或有關執法人員的要求下出示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該補充文件並於2015年2月3日舉行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政策簡報會及會議上討論。有關的資料引述如下–

【引述開始】
“討論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建議新一代智能身份證系統保安及私隱保障特徵的補充資料…

其他資料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身份證
23. 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34個成員國中,有28個國家(82%)簽發身份證;其中17個成員國(佔所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員國的50%)備有特定的法定要求,獲授權人士可要求國民出示身份證。有關資料摘要載於附件D。在有簽發身份證的國家中,德國、荷蘭、智利、芬蘭及瑞典均採用了無線傳輸技術。…

附件 D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經合組織)國家身份證政策
經合組織成員國﹝註1﹞總 數:34。
(1) 簽發強制性身份證﹝註 2﹞國家數目:17;
包括: 比利時;智利﹝註 5﹞;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德國﹝註 5﹞;希臘;匈牙利;以色列;韓國;盧森堡;荷蘭﹝註 5﹞;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 土耳其。
(2) 簽發非強制性身份證﹝註 3﹞國家數目:11;
包括:奧地利;加拿大;芬蘭﹝註 5﹞;法國;冰島;意大利;日本;墨西哥;瑞典﹝註 5﹞;瑞士;美國。
(3) 並無簽發身份證﹝註 4﹞國家數目:6;
包括:澳洲;丹麥;愛爾蘭;新西蘭;挪威;英國﹝註 6﹞。
﹝註 1﹞:會員國名單載於經合組織的官方網站 www.OECD.org。
﹝註 2﹞: 簽發強制性身份證的國家–獲授權人士可在指明的情況下要求國民出示身份證。出示駕駛執照等其他身份證明文件或可接受。在不同的國家,「強制」一詞可能有不同意思和含意。(來源:維基百科)
﹝註 3﹞: 簽發非強制性身份證的國家 –這些國家的官方機構只會向主動申請身份證的國民簽發身份證,而即使國民沒有官方身份證明文件,也不會觸犯法例。(來源:維基百科)
﹝註 4﹞:並無簽發身份證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官方機構不會簽發身份證。如需證明身份時,國民可出示護照、由銀行等簽發的身份證,或一些主要用途不是用作證明身份的文件,例如駕駛執照等。(來源:維基百科)
﹝註 5﹞: 採用非接觸式介面身份證的國家以灰色標示。這五國的身份證包含非接觸式晶片介面,支援基本存取控制及/或相關技術。
﹝註 6﹞: 英國的《2010 年身份證明文件法令》於 2010 年實施後,終止了在該國推行身份證的措施。”
【引述完畢】

保安局在上列補充文件的資料顯示,英國現時屬「並無簽發身份證國家」,並於 2010 年實施《2010 年身份證明文件法令》之後,才終止在該國推行身份證的措施。其解釋未免流於簡單,為探究事實的詳情,雅帆查閱一些英國網頁的相關資料,詢問幾位旅居英國的華僑朋友,將英國國民身份證的歷史,闡釋如下,讓讀者更清楚真相。

話說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首次向每一位國民發出「強制性身份證」(Compulsory identity card),主要為國家安全理由,防止敵國的間諜活動,並於1919年戰爭結束後取消。其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根據《National Registration Act 1939》(1939年國民登記法例) 再次向全國國民發出身份證。二次大戰結束後,基於「冷戰」(Cold War) 及蘇聯的威脅,由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1945年–1951年帶領工黨執政) 領導的英國政府,決定繼續維持使用國民身份證。但市民感覺政府過度的行政干預和規管,逐漸對必須攜帶國民身份證表示不滿,保守黨和自由黨的國會議員,將抗議使用國民身份證的聲音帶進議會,國會就此瀰漫着怨懟的氣氛。

工黨政府在1951年10月的英國大選中落敗,繼任首相「邱吉爾」(Sir Winston Churchill;1940年–1945年第一次帶領保守黨執政;1951年–1955年第二次帶領保守黨執政) 領導的英國政府,遵守競選承諾,取消國民身份證。1952年2月21日,衛生部長「哈利.克魯克香克」(Harry Crookshank, Minister for Health) 在國會下議院宣布取消國民身份證。

自此之後,國民身份證在英國銷聲匿跡五十多年,直至2006年,由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1997年–2007年帶領工黨執政) 領導的英國政府,在上、下議院幾經激烈辯論後,僅以微小多數通過《2006年身份證法例第15章》(The Identity Cards Act 2006 (c 15)) ,規定可發出「英國國民身份證」(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card),並與「國民身份登記冊」(National Identity Register) 的一個國民身份資料庫聯系,主要用途包括:準確核實個人身份、防止盜用身份、防止亂用公共及社會服務、加強邊境管制、打擊顧用非法勞工、防止犯罪及恐怖活動等。

由於法例極具爭議,尤其在限制國民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 和針對少數族裔社群方面,已成為各政黨的競選議題,故此當局執行非常審慎,初期祇邀請更換護照的國民可「自願」申請該國民身份證,收費每人30英鎊。試驗計劃於2009年10月開始,首先局限祇向「大曼徹斯特」(Greater Manchester) 區內更換護照的國民發出邀請,直至2010年初,祇有約13,000名國民申請該國民身份證。相對地,譬如非歐盟外國顧員在英國工作,則必須申請身份證明文件等,亦祇屬少數。簡而言之,在這法例之下,並沒有對一般國民強制執行申請國民身份證,更遑論必須隨身攜帶國民身份證的要求。

工黨政府在2010年5月6日的英國國會大選中落敗,繼任首相「金馬倫」(David Cameron;2010年–2015年第一次帶領保守黨與自民黨聯合執政;2015年第二次帶領保守黨執政) 領導保守黨與自民黨合組的英國聯合政府,遵守競選承諾,取消國民身份證。2010年9月15日下議院通過《2010 年身份證明文件法令》(Identity Documents Act 2010) ,其條文於2011年1月21日生效,推翻《2006年身份證法例第15章》有關發出「英國國民身份證」的規定,已發出的國民身份證宣布失效,並於2011年2月21日銷毀國民身份登記冊內儲存的個人資料。

另一方面,雅帆聯絡幾位旅居英國逾十多年的華僑朋友,獲悉他們從來沒有申請國民身份證,亦無須隨身攜帶國民身份證,在日常生活中,例如領取郵件,申請圖書證…等,皆可接受駕駛執照、銀行提款或信用咭、護照,以核實個人身份。

綜合來說,自1952年開始直至今天,英國並沒有強制每一位普通市民必須申請國民身份證的安排,更沒有迫令每一位普通市民必須隨身攜帶國民身份證的規定。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在會議中引述「英國市民必須攜帶國民身份證」的經驗,恐怕已是1952年之前的事實,過去六十三年來包括今天已經不復存在;而梁繼昌議員在英國留學期間,並未因為沒有隨身攜帶國民身份證而觸犯法例;會議中批評梁繼昌「可能違法」、「犯法重講」的其他議員,在並不瞭解英國的真實情況下,錯信官員的引喻,胡亂攻擊他人,可算自暴其醜、枉作小人?

個案二:政務司司長和行政長官推介行政長官普選方案

本年初,特區政府官員向社會各界積極推廣設有高度篩選機制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為此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親臨社區接觸市民及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兩人分別在答覆市民及議員的提問時,同樣徵引英國選任首相的經驗作回應。雅帆將他們的說法與英國的真實情況,敘述如下,讓各讀者仔細思考。

首先是本年(2015年)3月3日,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親臨將軍澳社區宣傳「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其中與市民的部份答問,根據《明報》加拿大版當天的報導,引述如下–

【引述開始】
“街頭與民辯論提委會組成 林鄭笑稱「我都在英國住過!」
「希望你18歲就可以投票選特首,好唔好呀?」「好呀!」「多謝你,身體健康,快高長大呀!」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今早到將軍澳宣傳政改,其間向一名小朋友派單張。

另外又有市民上前向她理論:「提名委員會現在都無得提名喎!」林鄭回答稱,提名委員會是由選舉產生,提名特首候選人之後再交市民普選,又稱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的選舉制度,「我都在英國住過,英國都無選民可以提名首相,對不對?都是由政黨政治來產生,由黨魁成為首相」。…”
【引述完畢】

附註:上文引述自《明報》加拿大版網頁,網址是–
“www.mingpaocanada.com/RealTimeNews/VAN/content_hk_new.cfm?aid=161256&m=0” 。

其次是本年3月26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立法會的行政長官答問會,其中答覆何秀蘭議員有關「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提問,根據立法會的記錄,引述如下–

【引述開始】
「 何秀蘭議員:主席,特首剛才說道,凡是按當地法律所進行的選舉,便是真普選。其實,這是典型的“有權大晒”,即只要你有權力立法,便可以以法欺人。無論你取得689票還是168萬票,你亦不能抱這樣的心態,用法例欺壓市民。

主席,我的質詢如下。在政改過程中,行政長官將 “有篩選,沒有真普選 ”,推諉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人大常委會”)的八三一決定。但是,你卻不提自己的第一份報告沒有反映香港人渴望民主的訴求。自你上任以來,租金和樓價繼續飆升,你便諉過環保人士阻撓你覓地。可是,你的競選政綱還有其他事情,例如全民退休保障、就標準工時立法、規管光污染,以及你曾經承諾的會為同志平權及就反歧視立法進行諮詢等,皆一一沒有落實。你會如何解釋呢?抑或是,你會繼續諉過於人呢?

讓我集中一點。我很希望行政長官能夠在此告訴香港人,在你卸任前,即在2017年前,香港人和老人家可否享有全民退休保障,已經落實推行呢?你的任期已經過了一半,你有沒有信心,會不會誠實努力地推展這件事,讓老人家可以在2017年前真正受惠呢?

行政長官:主席,作為行政長官,我亦很想一如何秀蘭議員剛才所說般,只要我有個人的主觀意願和決心,很多事情便可以在某一年之前落實,令市民可以受惠。如果可以這樣的話,有一個前提,是甚麼呢?就是所有與全民退休保障這件事有關的各個方面,包括立法會,都能夠充分配合。對於這個問題,我有決心,但我亦應該客觀評估情況。就何秀蘭議員在提出全民退休保障這個問題之前所說的一番話,我亦簡單回應,因為政改這個問題確實是重大的,我不想何秀蘭議員在提問前的發言讓香港公眾人士有錯誤的印象。

英國有普選,我相信何秀蘭議員不會說英國的普選是假普選。但是,英國首相的產生辦法,與另外一個國家 — 何秀蘭議員亦大概不會認為是假普選的西方民主國家 — 美國總統的產生辦法是截然不同的。英國沒有公民提名,英國的首相亦不是“一人一票”直接選出來的。他是所屬政黨選出的黨魁,而這個政黨是在大選的時候,在各個選區得到最多議席的大黨,其黨魁自然成為首相,而在他執政期間,這個政黨可以決定更換首相而完全無須詢問選民。何秀蘭議員大概不會認為這是假普選。相反,這是根據國家的制度和 — 以英國的例子來說 — 他們的傳統實行他們的普選,實行他們的民主。英國如是、德國如是、法國如是、美國如是。何秀蘭議員大概不會說他們不是真普選。我們的普選如果不根據《基本法》、不根據人大常委會有關的決定,是“鏡中花、水中月”。」
【引述完畢】

究竟英國首相如何產生?其過程牽涉「選任英國首相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在政黨之內由各黨員選出一名黨魁,在其領導之下,制定及向國民推介治國政策,並帶領黨員在所屬選區參加五年一度的國會議員選舉。通常一名黨員首先參加國會議員選舉,獲選後出席國會會議,成為「後排議員」(backbench MP),參與國會辯論,逐漸累積經驗後可移升為「前排議員」(frontbench MP),甚或被委出任「部長」(minister),協助首相制定和推行治國政策,累積足夠經驗和聲望後,參加黨內領袖選舉,由黨員投票成為黨魁。

第二部曲是該名黨魁必須參加並勝出其所屬選區的國會議員選舉,憑藉成為新一屆國會議員的身份,該名黨魁才能夠獲得是屆國會發言的資格,亦據此才有可能成為新一屆首相。毋須詳加解釋,任何一位沒有權利出席國會和在國會發言的黨魁,例如在新一屆國會議員選舉落敗,則根本缺乏成為新一屆首相的基本先決條件!

第三部曲是任何一個政黨,當其參選新一屆國會議員候選人能夠勝出650名議席的大多數(即326席或以上) ,該政黨便可成為執政黨,其黨魁順理成章便可出任首相;又或勝出最多議席的政黨未能取得650名議席的大多數,該政黨可邀請另一政黨組成聯合政府執政,以確保在國會中掌控議席的大多數,而其黨魁則仍可出任首相。

據此,任何人若要成為英國首相,務必完成上述三部曲,也就是必須同時擁有其中三項先決條件,缺一不可:(1) 於第一部曲成為政黨黨魁;(2) 於第二部曲成為當屆國會議員;(3) 於第三部曲所屬政黨取得當屆國會選舉大多數議席。

第一部曲不受時間限制,可在政黨認為合適時間於黨內由各黨員選出,譬如若市民對現任首相不滿,執政黨員可向首相逼宮下臺,即時另選新黨魁出任首相,但該位新首相仍須同時符合上述三項先決條件。另外,在野政黨可於合適時間選出一名新黨魁,為競選新一屆政府執政鋪路,例如近日的英國工黨將由其六十萬名黨員一人一票選出新一任黨魁,接替上一任已辭職黨魁文立彬。

第二部曲及第三部曲的國會議員選舉受時間限制,法例規定每五年一度舉行,而任何人祇要符合下列條件,便可報名成為新一屆國會議員選舉的候選人–

(1) 候選人必須年滿十八歲,擁有英國公民、大英聯邦國家公民或愛爾蘭共和國公民的身份,也必須是已登記成為國會議員選舉之投票選民;
(2) 候選人必須獲得參選區內十名「已登記成為國會議員選舉之投票選民」的提名 (Candidates must be nominated by ten parliamentary electors of the constituency they wish to stand in);
(3) 候選人必須獲得所代表的「指明政黨」(specific party) 授權參選,否則將被列為獨立候選人或不被顯示其所代表的政黨;
(4) 候選人必須於遞交提名表格時繳交按金500英鎊,於選舉取得選區投票總人數的百份之五或以上後按金可獲發還;
(5) 某些類別人士不能參選,包括:警務人員、軍隊、公務員、法官、上議院議員、已宣佈破產人士…等。

簡而言之,最重要的是,祇需要獲得參選區內十名「已登記選民的提名」,亦即香港人所謂的「公民提名」,則各政黨黨員便可成為國會議員候選人,這是完成上述「選任英國首相三部曲」之第二及第三部曲的基礎條件,亦是鋪設出任執政首相的最基本先決條件。顯而易見,這項條件非常容易達到,並非任何預設「落閘篩選」的障礙。再者,有關選區選民可運用手上的一張選票,在選舉中支持某一政黨的「黨魁」或透過支持其競選對手而反對該黨魁出任新一屆「國會議員」;與此同時,全國各選區選民亦可運用手上的一張選票,支持某一政黨的「黨員」或透過支持其競選對手而反對該政黨黨員出任新一屆「國會議員」;投票結果可令某一政黨的「黨魁」未能完成第二及第三部曲,則就算完成了第一部曲的被某一政黨黨員選為黨魁,其選任英國首相的功夫,亦屬枉然!

換句話說,同一時間各政黨可自由派出其黨魁帶領黨員參加新一屆的國會議員選舉,卻祇有一位政黨黨魁最終成為首相,重點是這決定於第二及第三部曲已登記選民的提名和投票結果!也就是說,各政黨黨員可以決定由誰人出任該黨黨魁,卻不能決定其黨魁能否出任首相,這還須由全國已登記選民的投票決定!

綜合來說,根據上列「選任英國首相三部曲」的闡釋,核實政務司司長和行政長官徵引「英國選民不能提名產生首相及由黨魁成為首相」的說法,可證政務司司長和行政長官祇聚焦並強調第一部曲,而忽視並輕蔑第二及第三部曲,實屬以偏概全,誤導市民。

進一步分析,第一部曲的「黨魁選舉」由該政黨黨員提名和投票選出,第二及第三部曲的「國會議員選舉」則由當區已登記選民提名和投票選出,其安排奠基於一個信念:「提名和投票人」已是相對最熟悉相關「候選人」的品格、操守、政策、經驗和表現;而第二及第三部曲的結果可以制衡第一部曲的結果;這信念亦是建構英國國會議員和首相的民主選舉之理論基礎。誠然,英國的選舉安排祇是眾多民主選舉方式的其中之一,未必是最好安排,仍須有待改善;亦未能直接應用於其他地區,必須配合適當的改良。無論如何,若要評論英國的首相選舉,應該全盤檢視「選任英國首相三部曲」,才算公允!香港政務司司長和行政長官選擇性的偏頗說法,其目的為何,留待各讀者思考。

個案三:前特首支持行政長官普選方案

本年(2015年)4月29日,現任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會見記者,支持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又徵引英國、美國的民主進程為例,指出英國自1215年簽署《大憲章》(Magna Carta) 以來,經歷七百年後方有普選;再指稱美國亦經歷百多年來限制婦女和黑人的投票權,最後才給予開放。董建華繼續解釋說:「1997年,400個人投票選咗我出嚟。到2017年,二十年嘅時間,二十年嘅時間,香港就可以普選特首,係一個好快嘅進程。」董建華部分發言節錄如下:

【引述開始】
“我想講講大憲章,Magna Carta喺英國。1215年,英國王室、教會同其他精英,制定憲章出嚟,首次限制王室權力,1215年為民主跨出一大步,結果19世紀,先可以有普選,嗰啲普選係好狹窄嘅普選,所以一個民主路程做咗700年,Seven hundred years,唔係七八年。喺美國,1789年有憲法,但到1929年,女性先可以投票,嗰時你哋(指在場女性)唔可以投票,黑人呢?到1964、65年(才有權投票),嗰時我人係美國。

所以(民主)路程係好長好長,其實,我想講咩嘢呢?喺美國同我哋朋友傾計,佢哋話我哋民主仲有好多缺點,民主路程永遠都無終點,無最完美的民主,到今日為止,全世界都無。”
【引述完畢】

前特首董建華支持行政長官普選方案所徵引的英美經驗,其理據邏輯值得商榷。誠然,英國自簽署《大憲章》開始,其民主道路確實曾經歷過去漫長八百年的不斷改革和發展,才能走到今天的位置,美國的民主歷程,亦相類似。首先必須指出的是,英國開始民主發展的十三世紀年代,與香港開始民主發展的二十世紀年代,相差凡七百多年,彼此建基的背景豈可同日而語?香港的民主道路,是否必須重蹈英美八百年民主發展艱辛歷程的每一步?抑或能夠輕鬆借鑑其現階段已建構民主文明的規模成果,加上現今世界發達資訊和充足資源的輔助,克服多重障礙,配合適當改良,即可便捷地引用?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在科學文明的輝煌成就,例如火車、汽車、輪船、飛機、火箭、電燈、電話、電腦、醫藥…等等,東方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都是二話不說地直接應用,許多還是全盤接收,何需重複走過相同的漫長發明步伐?豈曾積極模仿兩位英國人 — 蘋果樹下的牛頓和蒸氣壺旁的瓦特 — 之探索發明精神?何以對接受西方科學文明與民主文明的態度,迥然有異?中國自五四運動時期,已同時開始談論「賽先生 — 科學」與「德先生 — 民主」,但兩者的發展步伐,其差別又豈能以道里計!

毋庸置疑,民主文明的發展,不能一蹴即就,但若身處二十一世紀的香港,仍然借用英國過往七百年的全盤民主發展歷程為經驗,指明香港亦必須重複相同的漫長步伐,則難免令人懷疑祇是拖延民主發展的託辭。

個案四:諮詢委員會成員支持行政長官普選方案

本年4月30日,香港一位參與許多公職的黃友嘉博士,接受「商業電台」時事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訪問時,表態支持行政長官普選方案,指出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又徵引英國的管治經驗,再指出香港實施「高度自治」,其自治權比英國蘇格蘭的自治權更大,如果特首和中央不咬弦,與中央各行各路,的確會影響國家安全、地區發展等方面。

雅帆疑惑,若根據黃博士所言,香港的自治權力究竟是如何比英國蘇格蘭的自治權力更大?香港的自治權力,詳情可見《基本法》有關條文的規定;蘇格蘭的自治權力,也有法例規定,而有關「已下放事務」和「保留事務」的詳情,可參考網誌345〈大不列顛的分裂危機(續篇)〉一文。雅帆並不打算從評估香港與蘇格蘭在「已下放事務」項目之數量和幅度來比較兩地的自治權力,卻試圖循「公投議決能力」更深層次的另一角度去審視這個問題。

話說自從1707年5月1日《1707年合併法案》正式生效,蘇格蘭與英格蘭及威爾斯合併為大不列顛王國,並成立一個「大不列顛國會」 (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 ,至今已有超過三百年歷史。然而,一直以來,蘇格蘭人期望能夠重新擁有自己的國會,完全掌控自己的國策和事務。直至1998年,蘇格蘭人成功爭取並開始擁有自己的「蘇格蘭議會」,獲賦立法權力處理十五項「已下放事務」,聚焦地區性事務。

然而,蘇格蘭人並不滿意現狀,近年來在蘇格蘭首席部長的帶領下,向英國首相「金馬倫」持續施壓,要求蘇格蘭獨立,脫離聯合王國,但仍留在英聯邦,並尊英女王為國家元首。金馬倫在巨大政治壓力下,決定「豪賭一局」,同意讓蘇格蘭人民以全民投票方式,決定唯一議題:「蘇格蘭是否應該成為一個獨立國家」(Should Scotland b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2013年3月21日,英國政府宣佈2014年9月18日舉行「蘇格蘭獨立公投」(Scottish Independence Referendum),從上午7時開始,至同日晚上10時結束。所有年滿16歲或以上在蘇格蘭居住的英國公民、英聯邦公民及歐盟公民等都可以參與投票,人數約共430萬。這次公投屬首次將符合登記選民的年齡資格從18歲降低至16歲,旨在令更多的年輕人可以參與,運用自己手中的選票,決定個人和國家的前途。相反地,為表公平、公正,在蘇格蘭以外所有其他英國地區居住的英國公民,卻無緣參與是次公投。有關是次蘇格蘭獨立公投的詳情,讀者可參閱網誌345〈大不列顛的分裂危機(續篇)〉一文,在此不贅。

綜合一句,蘇格蘭人被賦予「獨立公投」的權力,可以運用自己手中的選票,決定個人和國家的前途,這不正是自治權力的最高體現?反觀香港,市民亦於一些重要香港事務,曾要求政府透過公投來收集民意或議決,卻以缺乏憲法支持為理由,全遭斷然拒絕。若循「公投議決能力」這個角度來分析,則豈能贊同黃友嘉博士「香港自治權比英國蘇格蘭的自治權更大」之說法?

個案五:行政會議成員支持行政長官普選方案

本年5月16日,香港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代表「商界〈第一〉」)林健鋒,在《明報》撰寫一篇文章,題為《觀英國大選有感》,其內容支持行政長官普選方案。首先,他批評英國國會「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 議員選舉實行「單議席單票制」(“Single-seat, single-vote" system) 的不公平,政黨得票率並不等於其取得議席數目所佔國會議員總數的相同百分比;相對地,香港立法會「地區直選」(direct election of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實行「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似乎比單議席單票制民主得多,皆因比例代表制以參選名單的得票百分比來分配議席,故此得票與議席往往形成合理比例。誠然,世界上目前尚未有一種十全十美的選舉制度,英國國會選舉亦不例外,現正不斷研究和謀求改善。

林先生繼而徵引英國國會亦設立「上議院」(House of Lords) 制度,藉以合理化香港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members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的存在,其說法現引述如下–

【引述開始】
“…也許,有人會反駁說,立法會有一半功能組別議席,由「小圈子」投票產生,因此怎能與英國這個泱泱民主大國相提並論?別忘記,英國的上議院,沒有經過任何一票產生,那麼,上議院議員的「小圈子」程度,是否比功能組別議員有過之而無不及呢?…”
【引述完畢】

英國國會上議院沒有固定的議員數目,目前共有781名上議院議員,包括:668名屬「終身貴族」(Life peers) 和87名屬「世襲貴族」(Hereditary peers) 的「俗職議員」(Lords Temporal);及 26名屬英國教會大主教和主教的「靈職議員」(Lords Spiritual)。「上議院議員委任委員會」(House of Lords Appointments Commission) 於2000年由首相設立,為獨立、非政府部門的公共諮詢機構,根據既定符合資格準則,負責審核由各方提名的候選人,然後向首相推薦一份名單,經首相批準後,再由女王正式任命。

上議院和下議院擁有相同的功能,主要負責審議草案、制定法例、辯論公共政策和監察政府施政。在下議院首先提出的草案,經審議、修訂及三讀通過後,再提交上議院審議、修訂及三讀通過,上議院的「建議修訂」(suggested amendments) 將交回下議院考慮,這些建議修訂在兩院來回考慮的過程,稱為「ping pong」,當兩院提出的修訂獲一致同意後,便可經「女王簽署御准」(Royal Assent) 成為法例。同樣地,在上議院首先提出的草案,亦必須經歷全部逆向而行的過程,最後也是經女王簽署御准成為法例。

假若上議院未能三讀通過已在下議院獲得三讀通過的草案,將如何處理?於1911年,英國國會通過《1911年國會法令》(Parliament Act 1911),除包括預算案在內之各種撥款案外,所有由下議院通過的法令,最多可於上議院擱置的時間,不能超出「三個會期」或「兩個曆法年度」。1949年,該國會法令再經小幅修訂,將上議院有權擱置法令的時間,縮減為「兩個會期」或「一個曆法年度」。換言之,所有由下議院通過的法令,最多可於上議院擱置十二個月,但不可駁回,這項上議院之權力於政治學中稱為「延宕性否決」(suspensive veto)。曾幾何時,上議院之權力曾一度凌駕由選舉產生的下議院,然而自1911年以來,上議院之權勢逐漸褪色,至今已遠遜由選舉產生之下議院。

綜合來說,英國國會上議院議員的產生,確實沒有經過一個公開和普及的選舉程序;但上議院之權力,現今已祇局限於類似「諮詢」的角色。相對地,香港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被認為祇屬由「小圈子」投票產生,卻於分組投票機制中,擁有否決動議和草案等的實質權力。據此分析,若將英國國會上議院議員與香港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相類比較,並不恰當!

總結上述五個個案由香港公職人員所徵引的英國經驗,祇是事實的部份,並非事實之全部,形成引用錯誤資料,或是以偏概全,難脫缺乏誠信、誤導市民的嫌疑。市民面對公職人員徵引自己陌生的外國經驗,確實迷惘無助,祇能凡事抱著存疑態度,透過個人接觸和互聯網絡搜尋更多資料,才可期望瞭解全部之事實,進一步領悟隱藏的真理。

順帶一提,饒具趣味的是,英國與香港,曾經歷一百五十五年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香港回歸中國已有十八年,無論是宣之於口,還是埋藏心底,香港人與英國之間仍留存着多種態度,包含:迷戀、崇敬、怨懟、憎惡、仇視;錯縱複雜,愛恨交纏。殖民地生活仍然在香港普羅大眾心中佔據重要位置,英國經驗亦經常成為香港公職人員遇事的擋箭牌,何以如此?這是一項值得研究的大課題。

備註:本文部份資料,取材自《蘋果日報網頁》、《香港立法會網頁》、《維基百科網頁》、《明報加拿大版網頁》、「商業電臺」、《明報香港版網頁》及《英國國會網頁》(UK Parliament) ,謹此鳴謝。

這篇文章發表 於 星期二, 八月 18th, 2015 5:29 下午 在 邁向現代 Road to Modernity. 你可以回應這篇文章透過 RSS 2.0 feed. 你可以 留下回覆, 或 引用 從你的個人網站.

One comment

David CHENG
 1 

Informative, well researched and thoroughly justified. An article with arguments which are hard to refute.

九月 25th, 2015 at 11:54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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