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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現代中國的女性傳奇

作者 : 雅帆   在 邁向現代 Road to Modernity

從1911年到1949年,中華民國經歷推翻滿清、成立民國、北伐統一、抗戰勝利、播遷臺灣;於此三十八年期間,在帝制崩潰、民主統治、軍閥割據、外敵入侵、國共內戰的動盪不安環境下,中華兒女的成長模式、個人經歷和日常生活究竟是如何情況?在政權易手、大陸赤化後,又怎樣影響其人生道路和發展?雅帆嘗試從三位現代中國女性的個人傳奇,尋找點滴真實的歷史痕跡,為此介紹下列三本傳記:

(1)《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中文譯本名為《上海生與死》),Nien Cheng (鄭念) 著,1995 Flamingo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Grafton in 1986);

(2)《巨流河》,齊邦媛著,2009年天下文化出版;

(3)《三輩子》,聶華苓著,2011年聯經出版。

在閱讀三本文學巨著之前,瞭解一點三位傳記人物的人生經歷,有助閱讀作品時理解當代中華的社會環境,感受民國時期的生活細節;進一步探索三位作者在政權易手後選擇留守大陸或播遷臺灣的際遇,及一位其後僑居海外的變化和發展。再者,為清楚識別不同時期的現代中國,本文將1911年10月10日至1949年9月30日的中華民國簡稱為「民國」;1949年10月1日及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為「新中國」。

第一位民國女性是「鄭念」(Nien Cheng;原名姚念媛,1915年1月28日-2009年11月2日),是《上海生與死》一書的作者。鄭念原籍湖北,1915年生於民國北平(今北京),先後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及北平燕京大學。1935年至1938年留學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碩士學位。她在英國認識同是中國留學生的鄭康琪,兩人相愛結婚,婚後跟隨丈夫改姓鄭,一同回到當時的陪都重慶,其丈夫並於1939年投身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

1941年至1948年,鄭康琪被國民政府外交部派駐澳大利亞,出任坎培拉大使館官員,於是攜同妻子履新,夫婦二人在坎培拉居住八年。之後,鄭康琪被調回中國,出任外交部上海辦事處主管。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臺灣,新中國成立,鄭康琪的外交職位由章漢夫所取代,章推薦鄭擔任上海市長陳毅的外交顧問(根據傳聞鄭與新中國外長喬冠華是同窗)。同時,鄭念帶着唯一的女兒鄭梅平從香港回到上海,參與建設新中國。之後,鄭康琪請辭,改任「英國蜆殼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 上海辦事處總經理,直到1957年死於癌症。

鄭康琪死後,其職位由一名英國人出任,並邀請鄭念擔任助理。從1957年到1966年,鄭念一直在英國蜆殼石油公司上海辦事處任職,意想不到竟然成為被誣告出任外國間諜的藉口。1966年,新中國經歷「文化大革命」,鄭念遭紅衛兵批鬥,被關押在上海看守所長達六年半,直到1973年3月27日才獲釋放。1980年9月20日,鄭念離開上海,取道香港至加拿大首都渥太華,三年後定居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2009年11月2日,鄭念因腎衰竭在華盛頓去世。

鄭念在文革期間遭受迫害,導致家破人亡,獨生女兒鄭梅平遭紅衛兵活活打死,她自己則被抄家,不久又被關進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審判。她無端被囚禁六年半,經受肉體和精神上的無數折磨,但她相信自己的無辜,化悲憤為力量,堅決否認被誣陷的控罪,誓與強權週旋到底。在六年半的囚禁生涯中,她與女兒斷絕聯繫,於1973年出獄後,才得知女兒早已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殺害。

鄭念定居美國以後,寫下英文自傳,題為《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中文譯本為《上海生與死》,此外,該書又被繙譯為其他多國文字版本,在各國出版。鄭念在書中詳細憶述,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八十年代初出國這段時期的個人經歷:1966年上海紅衛兵以革命的名義對她進行抄家和逮捕;在看守所單人牢房長達六年半的拘禁過程;由於始終不肯承認各種指控,堅持自己無罪,因而受到監獄當局的種種迫害;對此進行的抗爭直到出獄;及1973年出獄後,得悉獨生女兒鄭梅平早已在自己入獄後不久遭受迫害而慘死,繼而努力追查女兒死因的過程。

第二位民國女性是「齊邦媛」(Pang-yuan Chi),是《巨流河》一書的作者,於1924年2月19日在民國遼寧省鐵嶺縣出生。1925年,她父親「齊世英」自德國留學歸國,參加郭松齡倒戈反張作霖之役失敗,開始流亡。1930年,齊邦媛隨母親「裴毓貞」離開東北故鄉,到南京與父親團聚。1934年,她因肺病被送往北京「西山療養院」治療,一年後回到南京。

1937年,發生「七七事變」,八年對日抗戰開始,齊家跟隨東北中山中學的師生逃難,從南京出發,經蕪湖、漢口、湘鄉、桂林、懷遠,抵達四川重慶。齊邦媛就讀重慶南開中學;1943年,考入位處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哲學系,一年後轉入外文系。師承朱光潛、吳宓,亦曾修習戴鎦齡、田德望、繆朗山等老師的課。1947年,大學畢業,經馬廷英介紹,渡海臺灣,踏入人生一新階段,受聘為「臺灣大學」外文系助教,歷經:饒餘威、王國華、英千里三位主任;錢歌川、丁燮林、沈剛伯三位文學院院長;陸志鴻、莊長恭、傅斯年三位校長。

1948年,齊邦媛於武大校友會與「羅裕昌」相遇相戀,兩人於10月返回上海,在基督教會新天安堂由父母主持結婚。婚後回臺灣,兩人共同開始人生又一新階段;羅裕昌投身臺灣鐵路工作,奠定日後事業發展的基礎,被稱為「臺灣鐵路電氣化之父」。1950年,她隨丈夫遷往臺中,居住十七年,期間陸續誕生三子;從1953年至1958年,在臺中一中教學高中英文。

1956年,齊邦媛考取美國國務院「傅爾布萊特計劃」(Fulbright Exchange Teachers’ Program) 獎助,到美國進修、訪問。1958年,到「臺灣省立農學院」(現為中興大學)任職講師,教授大一英文。1959年至1965年,兼任當時位處臺中霧峰的「故宮博物院」英文秘書。1961年,到「靜宜女子文理學院」(現為靜宜大學) 教授美國文學。1967年,追隨丈夫的調職,遷居臺北。她第二次考取傅爾布萊特院士計劃赴美,先到位處印第安納州的「聖瑪麗學院」(Saint Mary-of-the-Woods College) 教授中國文學;及至1968年初,再到「印地安那大學」進修比較文學。

1969年,齊邦媛返回臺灣創辦「中興大學」外文系,並出任新成立外文系系主任,歷時三年半。1970年,亦開始在臺大外文系兼任教授,講授文學院高級英文課程。1972年,出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推動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該書選錄1949年至1974年在臺灣出版的現代詩、散文及短篇小說,並於1975年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之後,她又兼任教科書組主任,推動國民中學的國文教科書改革,剔除政治色彩濃厚的文章,加入當代臺灣文學作品,如黃春明的小說《魚》;亦負責編簒西方文化經典及「現代化叢書」。

1977年,齊邦媛到臺大外文系專任,講授英國文學史、高級英文、繙譯等課程。1978年,參加「中華民國筆會」(Taipei Chinese Center, International P.E.N.),並遠赴瑞典參加「國際筆會年會」(International PEN)。

1982年,齊邦媛到美國「三藩市州立大學」講授一學期臺灣的「中國現代文學」。她到「紐約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 New York)參加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首次遇到來自大陸的中國作家。1985年,到「德國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任客座教授,講授臺灣文學。她又前赴英國「牛津大學」,參加國際文化研討會。返回臺灣後,遭逢車禍重傷,需要調養一年。

1988年,齊邦媛在臺大外文系退休;次年,臺大頒贈名譽教授學位。1992年,接任《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Taipei Chinese Pen) 主編,將臺灣當代文學英譯推介到國際,為臺灣文學在國際上發聲,該項工作直至1999年。當中的1993年,齊邦媛獲「中國文藝協會」頒發中國文藝榮譽獎章的散文創作獎。

1996年,齊邦媛參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臺灣現代華語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英譯計劃,出版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鄭清文的《三腳馬》、朱天文的《荒人手記》、李喬的《寒夜》、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等作品,至2009年已出書30本。1998年,公開呼籲「國家文學館」必須獨自設館,給文學一個「家」,引起媒體與政府的關注。1999年,赴北京參加南開中學四三班的同學聚會。2003年,「國家臺灣文學館」正式於臺南成立。

2001年,適逢「九一八」紀念七十周年,齊邦媛返回故鄉瀋陽,兄妹四人參加東北中山中學「齊世英紀念圖書館」揭幕典禮。2005年,八十一歲高齡的齊邦媛開始撰寫回憶錄《巨流河》,歷時四年,終於在2009年7月出版。2010年,《巨流河》獲得第34屆金鼎獎圖書類非文學獎。

另一方面,她多年來致力於中書西譯,將臺灣文學推向世界文壇,貢獻超卓,於2009年獲頒第五屆總統文化獎。同年,中興大學90周年校慶,獲興大頒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2010年,獲佛光大學頒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2011年,臺灣大學83周年校慶,獲臺大頒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齊邦媛是外省籍臺灣作家及中國文學學者,專長中國文學、英國文學和美國文學,被部分學者譽為「臺灣文學之母」。著作有編選、繙譯、文學評論、散文等多種,致力引介英美文學到臺灣,並將中國文學英譯推介到西方世界,故又被譽為「中國文學的知音」。

第三位民國女性是「聶華苓」(Hualing Nieh Engle),是《三輩子》一書的作者,民國湖北應山人,於1925年1月11日在武漢出生。父親「聶洗」隸屬桂系,於1936年(聶當年十一歲)時任貴州省平越行政專員,為中共紅軍所殺。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938年,母親「孫國英」帶同全家人從漢口逃到湖北鄉下三斗坪避難。1939年,聶華苓十四歲,其母親託親戚帶她到恩施的湖北省立聯合女子中學就讀;初中畢業後,被教育部分發到四川長壽國立第十二中學就讀。1944年,高中畢業,考上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立中央大學遷回南京,也就是之後的「南京大學」。她首先入讀經濟系,一年後轉讀外文系;1948年畢業,同年以筆名「遠方」發表第一篇創作《變形蟲》。

1948年底,到北平與「王正路」結婚,開始其第一段婚姻,然而夫妻相處並不和睦。1949年,共產黨軍隊節節勝利,國民黨政府播遷臺灣,聶華苓當年二十四歲,堅持帶着母親和弟妹離開大陸,於6月移居臺灣。透過李中直介紹,從創刋開始就加入《自由中國》半月刋,擔任編輯委員與文藝欄主編,長達十一年。期間與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等人共事,直到1960年《自由中國》停刋。

《自由中國》停刋後,聶華苓應「臺靜農」邀請赴臺灣大學任教,隨後又應「徐復觀」邀請在東海大學兼課,與作家余光中共事。1962年底,母親因肺癌病逝。1963年,於美國駐華領事館文化參贊的酒會上,結識應洛克菲勒基金會邀請訪華的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安格爾邀請其赴美訪問。1964年,聶華苓赴美定居,任教於「愛荷華大學」。1965年,兩名女兒亦赴愛荷華定居;同年,與王正路因婚姻破裂,並分居已有七年,在全無挽回餘地之下,兩人最終離婚。

1971年5月14日,聶華苓與相戀多年的安格爾在愛荷華結婚。1974年,曾返臺灣會見出獄的雷震;1978年,首度以探親名義返回中國大陸,於南京等地進行專題演講。1982年,曾擔任美國紐斯塔國際文學獎評審委員,之後仍繼續寫作不輟。2009年,獲頒花蹤文學獎,世界華文文學大獎。其著作包括:《翡翠貓》、《一朵小白花》、《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台灣軼事》、《三十年後》、《王大年的幾件喜事》、《愛荷華札記》、《黑色,黑色,最美麗的顏色》、《千山外,水長流》、《三十年後夢遊故園》、《人,在廿世紀》、《鹿園情事》、《三生三世》、《三輩子》…等等。

聶華苓和安格爾於1967年創辦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寫作室」,並任該寫作室主任。在美國國務院的幫助下,「國際作家寫作室」發展成為具有崇高國際聲譽的龐大文化機構,先後接待來自世界各地 — 包括台灣、日本、大陸、法國、東德、西德、菲律賓、印度、伊朗、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波蘭、土耳其、香港、阿根廷、巴拿馬、柬埔寨、韓國、新加坡、利比亞、烏干達等 — 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千位詩人和作家,為世界和平、文化交流與人類進步作出貢獻,被稱為「世界文學組織的建築師」、「世界文學組織之母」。

1981年,聶華苓和安格爾同時榮獲美國五十州州長頒發「文學藝術貢獻獎」(Award for Distinqueshed Service to the Arts)。1990年,《桑青與桃紅》美國版獲美國書卷獎。2009年,獲頒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馬英九總統親授二等景星勳章;在美國並獲頒授三個榮譽博士學位。

綜合來說,三位現代中國女性的人生歷鍊,既有相同;亦有相異。她們都是生於民國初期的中國大陸,系出名門,經歷巔沛流離,曾在大陸、臺灣或外國接受高深教育,學問與涵養皆出類拔萃。新中國成立後,鄭念選擇順應共產黨留在大陸,齊邦媛與聶華苓則選擇追隨國民黨播遷臺灣,既帶來三人不同的際遇發展,亦牽引出三本迥異的歷鍊傳記。

首先談論《上海生與死》。旅美華裔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特意推薦《上海生與死》一書,聚焦愛國的鄭念,面對誣陷仍然威武不屈,給予鄭念和這本書崇高的評價:

“…這個書表現她一方面愛自己的國家,一方面也不是糊塗到把國家跟黨放成一塊兒。她開始對共產黨也是很敬佩的,才去給它做事。到後來,發現共產黨、毛澤東,至少毛澤東時代是這樣一個不講理的社會,她絕對不肯屈服。

在監牢裡,怎麼樣打她、怎麼樣說她,怎麼樣用苦刑,她都不屈服半點。所以,出來寫這樣一個提倡自由社會的重要的書。這個書在美國果然引起重大的反應,在海外中國人作家中間、中國讀者群中間,也起了不得了的作用。

你說這個書寫是1987年,87年時候還對鄧小平、趙紫陽,書的最後表示她的關切,希望改革成功。可見她徹頭徹尾不是一個亂罵中國的人,尤其是愛中國的人。她對共產黨也沒有完全說徹底反對它,只希望它經過改進以後,可以進入一個文明的社會,這是她所想望的。

可是這一點願望它就是達不到,所以她後來就堅決不肯再回上海。像這樣的人,我覺得是,第一,把中國的真相真正告訴美國人,同時也表現中國人中間還有這樣有教養、有才能、而又不激憤、非常心平氣和,但同時又是感情豐沛,這是非常難得的結合。一方面非常理智,一方面感情深厚,這樣的書又能動人、又能服人。以理服人、以情動人。所以她這個成就是極其偉大的。

現在她過去了,但是我相信她的精神如果中國人能夠接觸到,一定會發生正面的好的影響。…

…所以,我們有中國這些老一輩的知識界的人,能夠這樣得有骨氣,不會對權威隨便屈服,但是同時又對自己的國家非常愛護,希望它走上一個文明的、健康的道路。…”

換一角度思考,鄭念和丈夫曾為民國政府服務多年,卻對共產黨充滿憧憬,當新中國成立後,夫婦二人放棄跟隨國民黨播遷臺灣,選擇改投共產黨陣營,留在大陸服務新中國,獲邀出任外交顧問,應否被判叛國行為?抑或識時務之俊傑?不論決定如何,每人必須為個人行為付出代價。

獨生女兒鄭梅平生於澳洲,擁有澳大利亞國籍,可以僑居澳洲,無須返回中國。1949年4月,上海淪陷前夕,居住香港的鄭念,遵從丈夫的囑咐,攜帶女兒回歸大陸,因此鑄成畢生無可挽回的大錯。從前民國政府的官眷身分,轉眼間變成新中國控告的外國間諜,身心經歷六年半的牢獄折磨,心靈上更要忍受一個永恆的傷痛,就是梅平的慘死。這個大錯帶給她的傷痛,當她老病孤苦、無依無靠時,尤為激烈。再者,當她獲悉殺害她女兒的兇手依然健在、兒孫繞膝時,更是心如刀割。

鄭念雖然還有無限的故國之思,可是三十多年前當她以探親名義遠赴美國時,已發誓不再重返令她心靈傷透的新中國,而思念故國情懷,也祇能長埋記憶和午夜夢魂中。她充分體會一個年近古稀老人,回憶在新中國政權之下:無良的摧殘迫害、無道的家破人亡、無奈的愴惶出走、無悔的流浪海外;仿如漂泊浮萍,望盡天涯路,懷抱祇有悲悽絕望的心境。她在書中尾聲寫道:

「…細雨瞬間成了傾盆大雨,伴隨著電閃雷鳴。我既無雨衣也無雨傘,急切蹣跚地登上濕滑的過道,行李上滴落著雨水。…船起錨了,先溯江而上調轉船頭,透過迷濛的雨簾,我瞥見了殼牌公司大樓和我昔日辦公室的窗子,往事真如虛假的夢。船加快了航速,馳過黃浦江最後一段航道。抵近長江入海口時,風暴停了,幾束陽光透過薄簿的雲層照射下來。平生多次我從上海由海路出國,誠如此次一樣,站在甲板上任憑江風吹拂我的頭髮,目送著中國的海岸線隱退,從來沒有一次令我像此刻那樣感到悲哀。正是我在一九四九年四月,應丈夫囑咐,將梅平從香港帶回了上海。我相信,梅平慘死的駭人悲劇,是在歷史的非常時刻因我們作出了留在中國這一致命決定而造成的直接後果。因此,我為自己竟是生還者而深深負疚。我但願是梅平站在這甲板上離開,去謀求她的新生。畢竟,自然法則理應是老者死幼者生,而非顛倒逆轉。我還深深感到悲哀,因為我將永久離開我出生的故國。這真是萬念俱灰的最後一刻。蒼天可鑒,我曾經如何竭盡對祖國真誠。但是我全然失敗了,罪不在我。」

鄭念從國民黨的民國,過渡至共產黨的新中國,背景特殊,再加以親身體驗,憑事實記錄並闡釋個人和新中國一段永不磨滅的歷史,則更具說服力。

其次談論《巨流河》。臺灣著名學者、作家「林文月」,與齊邦媛是認識三十餘年的深交好友,於2009年9月7日及8日的《中國時報》一連兩天撰文評論《巨流河》,題為〈巨流河到啞口海的水勢(上)及(下)〉,點出此書既是「時間的巨流」;也是「地理的巨流」。私人交往的認識,與閱讀此書的感受,相互交織,立論精闢,分析透徹,現引述如下,讓讀者參考:
【引述開始】
“…六百頁的書十分沉重。我日夜讀著,無論案前床頭都感覺到此書的沉重,不單只是紙張厚多的重,更因為內容豐裕的重。從家鄉東北的巨流河開端,停筆於南台灣的啞口海,自一九二四年作者誕生起,止於二○○九年此書之出版,齊先生把自己過去的生活做一個回顧。「巨流河」以一九四七年為分界,前半段寫大陸時期,後半段寫台灣經驗。文字間流過的是時間之巨流,卻因遭遇離亂的時局,國事家事身不由己的多方遷徙,因而也是地理的巨流。大陸、台灣兩個生活經驗,其實也是許多大陸來台的「外省人」共同的記憶,但由於特殊的家世背景與個人素質,這本「巨流河」遂不只是個人的「記憶文學」,而時時處處與時代的脈搏緊密扣合著,於追述過往之際,多一層資料、探析、深思和反省期許。

「巨流河」的大陸時期,記家鄉東北,因逢抗戰,一家人艱辛跋涉,輾轉入大後方,作者正當求學年齡。這前半部雖然是記述二十三歲以前的生活,時間上約只四分之一,但在全書的份量卻幾佔一半的比例。因為無論家族系譜、鄉里故實人物以及歷史事件,都有可信參考資料為依據,遂令這些記述體自一個少女的眼睛看出,身心體驗,卻有不受制限的廣大視野與厚實意義。

「我的幼年是無文的世界。」齊先生以如此驚人之句起筆,寫自己的成長遇難。誕生於當時多難的東北,她的父親一生懷抱愛國愛鄉的理想,公而忘私,與家人離多聚少,多賴母親辛勞持家。對於母親,她有很深的同情,對父親則始終敬佩崇拜著。這個印象,從訪韓旅邸寒夜的初識對談時,我就感受到。在我們交往的三十年裡,斷續或重覆的話題中,關於齊世英先生從事東北的地下抗日工作、創辦主張民主自由的雜誌「時與潮」,以及政治生涯種種,每一次的談話裡,我都聽出她由衷的崇仰之情。而這一份崇仰之情落實為文學記述,遂由敘載之詳實呈現出來。於成長、逃難、求學的青春歲月,父親的影像無時不在,籠罩著整個前半段;甚至更及括後段渡海來台以後。父親的公正無私、堅毅勇敢,及明理智慧的人格特質,對她影響至深,是作者一生追隨的典範。

在大陸的年輕歲月裡,另一位對作者影響深刻的人是武漢大學外文系的朱光潛教授。朱先生當時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平時表情嚴肅,講雪萊的「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用手大力地揮拂、橫掃……口中念著詩句,教我們用“The mind’s eye”想像西風怒吼的意象(Imagery)。」這種對於文學的熱情和專注,啟發了青春學子的心靈。「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詩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盡。」作者這樣寫著。從離亂戰爭的學生時代,直到戰後來台教書,甚至退休後的今日,對於文學的靈敏度和熱情始終燃燒未熄止。一位良師對於學生的啟迪是多麼深遠可貴啊。只是,又有幾個學生會這樣細膩精緻地拈出良師的特質呢?前此,我也曾經聽她幾度談及衷心敬佩的「朱老師」,然而這短短幾行字卻重新帶給我生動感人的印象,則文字的力量又是多麼深刻巨大啊。

如果以炮火下輾轉逃難,個人家族和整個國家都與多事多難的時局攪拌不可分割,而概括二十三歲以前為大陸經驗的話;由於偶然機緣漂泊來台的「外省人」,在此成家立業,踏踏實實生活了六十年,見證台灣的發展,並且從文學的角度參考、推動文化發展,渡海後的作者已然成為不可自外於「本省人」的外省人了。

和羅裕昌先生相識於台北,徵得雙親同意,回上海結婚。新婚十天離開「人心惶惶」的上海,兩人再來到「海外」的台北,組成了小家庭。成為羅太太的作者,從此住在羅先生任職的鐵路局宿舍,隨夫婿調任,由台北而台中而再回台北,二十年間,南北遷移。

羅先生是體格高大的四川人,話不多而聲音洪亮沉穩。大學時主修電氣的他,予人誠懇明智的印象。五十年代的台灣,局勢斷趨穩定,政府開始改善人民生活,各種大型建設在那個時代施行。日治時期的鐵路運輸系統已不敷現代需求,羅先生率先想到把美國中央控制車制系統的新觀念介紹來台灣。他們夫婦兩人於下班忙完家事,哄睡孩子後,燈下將美國鐵路協會出版的「美國鐵路號誌之理論與應用」譯成中文,成為工程人員必讀之書。調職任鐵路局台中段長的羅裕昌先生,是策畫者,也是施工主持者。

「灑在臺灣土地上的汗與淚」記述了有關此重要工程進行前前後後的事情,在書中佔著相當大的比重。今日台灣的居民理所當然的享受著鐵路全自動控制的便捷與安全,多數人不知在建設時經歷幾許辛勤緊張的代價。放假日不分晝夜的工程,在戶外施工無法抵擋風雨,遭遇八七大水災,更造成未完工先摧毀的嚴重打擊。工作人員邊建設邊搶修,日夜不休,吹風泡水。身為主其事的羅先生率先眾工人「打拼」,為時長達數年。整個始末過程,書中沒有誇張形容,羅列一件件可驗證的事實,可謂台鐵全自動控制化的歷史﹔然而作者身處期間,於事實的冰冷陳述之外,更多了一份側寫台鐵員工上下人員,及其家屬的身心感受,則又豈是台鐵官方歷史所能盡書的?其後,鐵路局調羅先生北上,參加國家十大建設鐵路電氣化計畫工作。一九七五年電氣化現代工程輝煌完成,他獲領五等景星勳章,聘為國家建設研究會研究員,但他的耳朵卻因長期過勞睡眠不足而嚴重受傷害,退休時聽力只剩十分之一、二。

隨著夫婿南遷復北上的作者,始終從事她熱愛的文學教育與推展工作。我和她得以相識乃至深交,也是因對文學的共同喜愛與關心的緣故。我在台大中文研究所開「六朝文學專題研究」課;而她的「高級英文」是中文研究所和歷史研究所的共同必修課,所以選修我課程的學生,當然也是她的學生。我常常從學生口中聽到齊老師嚴格而熱心的教學風格。一九八五年,她從麗水街的家出門,在師大人行道等計程車,突然被橫衝來的摩托車撞倒受重傷,左腿骨折,住進三軍總醫院手術治療。學生們去探病,事後她告訴我:「那些學生們是參加喜宴後來看我的,個個衣履整齊漂亮,讓我覺得很光彩!」而出院後我去麗水街,竟看到她坐輪椅中,把膝蓋下植入鋼釘、上了石膏的腿平舉,手邊猶校改著筆會季刊的文稿。「現在你是『鐵娘子』了啊。」一時心疼且感動,不知說什麼好,我只得說笑。「『鐵娘子』還背英詩療傷哩。」她也回以說笑。我想,文學已經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了,而是血是肉了。

是血是肉,與身心不可分隔的文學。就是這樣的狀況促使她背詩、教英詩,關懷台灣的文學。多少年來齊先生所寫的評論,從個別的作家,到整個的文壇,總是受重視。她的文章是品評,也是指引。獨創的「眷村文學」、「老兵文學」、「二度漂泊的文學」等詞彙,已成為台灣現代文學史上的特定指稱,被普遍引用著。

對於台灣文學,她不僅止於賞析評論,經由筆會季刊、蔣經國基金會的台灣文學英譯計畫、稍早與張蘭熙女士合作、目前和王德威共同策劃,持續有方向地譯出許多當代具有特色的文學作品。二○○三年,「國家台灣文學館」在台南的馬兵營故址開幕,是她提議、鼓吹多年的成果。館長與副館長都是台大出身,眼看著「我們台灣的文學」教育與保存發展都有了晚輩穩健接續,齊先生很高興地笑了。「很快樂。」這是她滿意的時候慣說的口頭禪。曾任副館長的陳昌明是我們兩個人的學生,他曾在一篇文章裡寫過:「放眼台灣現代文學的研究,處處都有她不可抹滅的影響。」

「我的快樂是自備的。」這也是她常說的一句話。齊先生的快樂是自備的,因為許多年來她熱情而堅毅地耕耘著文學的土地,遂有了豐滿的開花與結果。如此,那源自巨流河的水勢,到啞口海沒有音滅聲消,看似平靜、實則洶湧未已。”
【引述完畢】
參考網址–
“http://www.bookzone.com.tw/event/lc051/page06_32.asp”;及
“http://www.bookzone.com.tw/event/lc051/page06_33.asp”。

其三談論《三輩子》。現任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林淇瀁」,筆名「向陽」,於2004年4月12日的《中國時報》〈開卷〉版撰文,題為〈蒼勁美麗,有情的樹:評聶華苓自傳文集《三生三世》〉,評論此書透過自傳的形式,可靠、真確地穿引起七十多年間一個大時代的重重疊影和繁複圖像,個人的經歷與大時代的歷史,在書中互動,引述如下:
【引述開始】
“傳記不容易寫,尤其自傳,寫他人的傳記,通常需要對於傳記主有深厚的認識和了解,同時也得移情入境,充分掌握並且領會傳記主走過的的年代與社會,來呈現在時空不斷轉移的情境條件下主人翁的生命旅程;自傳看起來儉省了對傳主背景、心路探討的繁瑣過程,應該好寫,但實際上,由於書寫者本身就是傳主,有著對個人生命紀錄的某些執著,對記憶中某些畫面、圖像的難捨,以及對人生旅途上出現的相關人物的好惡,因此往往容易流於個人事蹟的強化,而隱去了個人所處時空的印痕,甚至流於自吹自擂,可能具有參考價值,卻不必然是一本可靠的、精確的回憶錄或自傳。

但是,捧讀聶華苓的這本自傳,卻不讓人有作者誇大個人事功、吹噓往事的感覺;正好相反,在這本以流利順暢且帶感情的文學之筆寫出的回憶錄中,我們很清楚可以看到從聶華苓出生迄於1991年﹝1915-1991﹞七十多年間一個大時代的重重疊影和繁複圖像,從聶華苓的故園、到青年時期暫寓的台灣,以至於中年至今落腳的美國,聶華苓寫下三個人生階段、三個年代和三個活動空間中的記憶,這些記憶如此明晰,彷似昨日,且將動亂的中國、反共時期的台灣和她在美國愛荷華與詩人夫婿安格爾﹝Paul Engle﹞的家居圖像,生動地勾勒出來,讓讀者看到一位作家曲折動人的一生,以及站在她背後沉默不語的大時代的布紋。個人記憶和大年代的集體記憶,因此互動,且留下渺小的個人與時代相映的倒影,這樣的功力,就不是一般自傳﹝或回憶錄﹞所能達到的。

本書的另一個值得重視之處,在於這不只是聶華苓文學創作生涯的回顧,同時還是一個有情的作家與大時代交會、與她所摯愛的親人、師友、丈夫深情相繫的故事。其中諸如對母親的懷念與刻畫、對《自由中國》半月刊創辦人雷震、發行人胡適、主筆殷海光的追憶和點描,還有對詩人夫婿安格爾的追憶和繫情,讀來都令人動容──部分原因來自聶華苓不但具有小說家說故事的長才,還擁有詩人一般的敏銳感應和抓攫意象的能力,全書流露出微帶感傷、卻又輕快明亮的書寫魅力,讀者一路細讀,而不覺澀滯,很快就會融入聶華苓鋪設的書寫情境之中,分享她瑰麗而多彩的人生經驗、她走過的山河歲月,宛然圖畫,全都來到眼前。一如聶華苓寫於本書扉頁的話:「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這本書也可以說是一棵流浪之樹的告白。童年與青少年時代的中國戰亂與逃亡經驗、來到台灣之後在面對威權統治下的文學生涯、以及赴美之後和夫婿共同從事國際文學交流的愛情歲月,交織出聶華苓作為當代海外傑出華人作家的清晰圖像:在狂雨中、在暴雨下、在愛荷華美麗的深秋之前,漂流的歲月畢竟都已歷盡,留下的是一棵有情的樹的蒼勁與美麗。”
【引述完畢】
參考網址–
http://tns.ndhu.edu.tw/~xiangyang/crid_15.htm

另外,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人文學科教授、著名作家、文化評論員「李歐梵」,也曾於《讀書》雜誌2004年第6期撰文,題為〈李歐梵淺論聶華苓的《三生三世》〉,讀者如有興趣,可到相關網頁參考,網址是–
“http://chinesewritersna.com/review/?page_id=13090”。

總括來說,三位現代中國女性,走遍三條不同的人生大道,分別寫下三部個人並涉及大時代的回憶錄:鄭念選擇留守大陸,其傳奇最為代表:屈辱求存、悲慘蒼涼、孤獨沈寂、握腕歎息;相對地,齊邦媛與聶華苓選擇播遷臺灣,其傳奇卻能顯示:盡展所學、光芒萬丈、發放異彩、擊櫛讚賞。無論成或敗、喜與悲,她們三位個人的經歷,與現代中國的歷史,產生互動,縱橫交織,卻已留下一鱗半爪,讓後世的中華兒女,能增添一點現代中國史的認識。

後記:民國時期的現代中國女性,雍容大方,舉止優雅,談吐溫文,如此形象,當今世代的中華大地,已是鳳毛麟角。雅帆特意推薦臺灣著名女演員「歸亞蕾」,其溫文爾雅形象,例如曾在亞洲電視劇集《新包青天》〈審白毛〉一輯內演繹「包老夫人」的角色,實屬接近民國時期現代中國女性的表表者,與日本著名女演員「吉永小百合」的形象,亦不惶多讓,兩棵中日影壇的「長青樹」,堪可媲美,一時瑜亮。

備註:本文部分資料,取材自:
(1)《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中文譯本名為《上海生與死》),Nien Cheng (鄭念) 著,1995 Flamingo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Grafton in 1986);
(2)《巨流河》,齊邦媛著,2009年天下文化出版;
(3)《三輩子》,聶華苓著,2011年聯經出版;
(4)《維基網頁》;
(5) 余英時介紹《上海生與死》轉載自《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
(6) 林文月題為〈巨流河到啞口海的水勢(上)及(下)〉的文章;
(7) 向陽題為〈蒼勁美麗,有情的樹:評聶華苓自傳文集《三生三世》〉的文章,
謹此鳴謝。

這篇文章發表 於 星期一, 四月 21st, 2014 12:14 上午 在 邁向現代 Road to Modernity. 你可以回應這篇文章透過 RSS 2.0 feed. 你可以 留下回覆, 或 引用 從你的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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