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九月

博學於文 行己有恥

作者 : 雅帆   在 國際視野 A Global View

近數月來,當香港特區政府一位局長出席立法會會議,在一名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生的公眾人士向他提供意見時,他以背誦「新亞校歌」及談論「新亞精神」回應,會後引發「新亞人」的許多廻響和批評。該局長夫婦兩人同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工商管理系畢業的「新亞人」,肆業期間,適逢余英時教授於1973至1975年出任新亞書院校長,也算曾有半點師生關係;而余教授師承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教授,應該是演繹新亞精神的最佳人選,故此萬眾期待余教授能公開闡釋新亞精神的真義,並就事件發表一點意見。

與此同時,曾任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系主任、新亞研究所所長等要職的孫國棟教授,於6月24日逝世,並於8月4日舉殯。其家人印刷一本小冊子《春風化雨•憶念孫國棟教授》,以誌紀念,余英時教授亦參與撰寫悼文,題為:「儒家傳統新亞精神,敬悼孫國棟兄」,原文刋載於本年9月份的一期《明報月刋》。

在該篇悼文中,余教授解釋何謂新亞精神,他徵引錢穆教授所言,新亞精神源自顧炎武論學的宗旨,可歸納為兩語,就是「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他進一步闡釋:「明道是理論方面的事,自然要博學於文,救世是實踐方面的事,便須從行己有恥開始……新亞學訓第一條『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這條說的便是『學』、『行』並重,而明道救世,也恰好是新亞的原始精神所在……」。他又依據這新亞精神的本義,為孫國棟教授寫下一副輓聯:

「博學於文 行己有恥
儒家傳統 新亞精神」。

余教授宅心仁厚,沒有正面批評該位局長夫婦兩人的行為,卻借悼念孫國棟教授的輓文,闡釋了新亞精神的真義,言簡意賅。

「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兩句,分別出自《論語》,其原文及語譯錄述如下:

《論語》〈顏淵篇.第十五〉
【原文】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語譯】
“孔子說:「廣泛學習、遵紀守法,就不會誤入歧途!」”

《論語》〈子路篇.第二十〉
【原文】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語譯】
“子貢問:「怎樣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士呢?」孔子說:「做事時,要有羞恥之心;出國訪問時,不辱使命。可算士了。」子貢說:「請問次一等的呢?」孔子說:「同宗族的人稱贊他孝順,同鄉的人稱贊他尊敬師長。」子貢說:「請問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說:「說到做到,不問是非地固執己見,當然是小人!但也可以算最次一等的士了。」子貢說:「現在的領導怎樣?」孔子說:「噫,這些鼠目寸光的人,算什麽呢?」”

顧炎武從《論語》〈顏淵篇〉及〈子路篇〉將「博學於文」與「行己有恥」兩者結合,並賦予新內容,便形成其為學宗旨和處世之道。

顧炎武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七十歲,南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今江蘇崑山)人。本名繼紳,更名絳,字忠清,因慕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為人,經歷明亡清立的朝代更替後,易名炎武,字寧人,學者稱亭林先生。父親顧同應早逝,顧炎武於是過繼已去世的堂伯顧同吉為嗣,嗣母王氏獨力撫養顧炎武成人,教以岳飛、文天祥、方孝孺忠義之節氣。清兵入關後,生母何氏遭清軍斷去右臂,嗣母王氏亦絕食而亡,遺命顧炎武終身不得事清。

顧炎武致力於學術研究,是清代「樸學」的始創人;樸學,又稱漢學、經學,以訓詁考據的方法研究古代典籍,講求經世致用。他也是清代古韻學的開山祖,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學者。他知識淵博,受後世學者推崇,梁啟超曾讚賞說:「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個人」;又指出:「亭林學術之最大特色,在於反對內向的主觀的學問,而提倡外向的客觀的學問」。錢穆亦稱譽其重實用而不尚空談,評論說:「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顧炎武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儒」或「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亭林文集》等。

顧炎武反對宋明理學空談「心、理、性、命」,提倡「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和對器物的研究,強調「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因而提出以「實學」代替「理學」的主張。其學術思想可歸納為兩大要點,就是「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崇實學風;及「經世致用、明道救世」的為學目的。

顧炎武強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禮義,就是治人之大法;廉恥,就是立人之大節。他提倡「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據此,梁啟超引述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顧炎武認為「士人」應特別注重「行己有恥」,因為「士之無恥是為國恥」。其「行己有恥」的主張,表現在「修己」和「安人」兩方面,強調「修己以成己」的「內聖」功夫;及注重積極「修己以安百姓」的「外王」作為。

修己:恥是「有所不為」,顧炎武認為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物中,都要謹守分際,也就是待人處事有所分寸。他曾在《日知錄》「夸毗」條中,引用前人的話來譴責「夸毗」(諂諛、卑躬屈膝以取媚)之人,並告誡世人不可趨炎附勢,枉為從人,必須做到「耿介」(正直不同于流俗)。

安人:士人除了己立之外,還要進一步安人,以成人成物。顧炎武注重經世致用,故此除了獨善其身,更要兼善天下,所學才不至於落空。

概括來說,顧炎武提倡積極建立禮義廉恥的健全人格,勤奮學習全面客觀的實際知識,成為對人民和國家有用的人才,時刻準備報效國家。

錢穆將新亞精神譜成新亞校歌,其歌詞云–

「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
十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睏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誠然,新亞校歌的歌詞,展現實踐性的新亞精神;其背後卻隱藏着概念性的新亞精神,也就是顧炎武學術思想之「博學於文」及「行己有恥」的崇實學風;及「經世致用、明道救世」的為學目的。

所謂行己有恥,就是常懷羞恥之心以行事,要有節氣。雅帆在網誌69〈傑英話中華〉曾講及一段余英時談論節氣,錄述如下–

“余英時在普林斯頓家居的後園滿植一片竹林,就是提醒自己要保持氣節:「勁節嘛,一個人有沒有勁節,就常常想到竹子。竹子是有節的,又很直,這是一種道德的象徵。中國文化是講道德教育,講得最多、最長的一個文化。做事要真,不能虛偽;不能因為眼前、在世和個人的利益,就把自己相信的原則都丟掉,那樣是失節。許多人在新皇朝、或新的政治勢力起來以後,明明不相信,也說假話,表示我對新的政權擁護,這些就是失節了,沒有氣節。」余英時談論的「失節」,也就是包括雅帆講及現代人輕易喪失「智者的忠誠」 — 一項個人性格特徵 — 的現象(見網誌52〈智者的忠誠〉及網誌56〈「智者的忠誠」續篇〉)。”

話說開去,公元十至十五世紀,日本武士崇尚「恥的文化」(culture of shame),經常警惕自己的行為,必須符合正義、節義、榮譽…等規範,一旦逾越規矩,為脫離恥辱,不惜切腹自殺,也是行己有恥的另類體現。現代日本人已經不再切腹,卻仍然保留恥的文化,世代承傳至今。

話話回來,當該位局長在立法會議事廳慷慨激昂地背誦新亞校歌的同時,反躬自問,可曾達到新亞精神的行己有恥?

香港每天都有無恥的事情發生,譬如祇要一個飯盒或是蠅頭少利,便可動員數百名長者,大清早用旅遊車從屯門運載至灣仔排隊,領取出席特首公開論壇的入場券,然而他們卻並非出席者。雅帆困惑,究竟在這事情中,各式人等包括:為一個飯盒排隊領取出席論壇入場券的長者;或是組織長者排隊領取出席論壇入場券的個人或團體;又或是出席論壇的特首,他們可曾知悉和實踐行己有恥?

筆走至此,雅帆不禁再問,能夠做到行己有恥的新亞人、香港人、中國人,又有幾人?

﹝後記:上述余英時教授悼文「儒家傳統新亞精神,敬悼孫國棟兄」,亦已刋載於新亞書院出版的《新亞生活》(41︰1,2013年9月),網上電子版免費讓公眾人士參閱,網址是–
http://www.na.cuhk.edu.hk/Portals/0/Images/Publications/NAlife/09-2013/05The%20memorial%20service%20for%20Pro.%20Sun%20Kuo-tung.pdf,
2013年9月22日。﹞

這篇文章發表 於 星期一, 九月 16th, 2013 8:35 上午 在 國際視野 A Global View. 你可以回應這篇文章透過 RSS 2.0 feed. 你可以 留下回覆, 或 引用 從你的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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