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網誌305談論「格蘭特」、「胡佛」和「羅斯福」及網誌306談論「艾森豪」和「尼克遜」共五位美國總統後,本篇再談另外兩位。

第六位談論的美國總統是「詹姆斯.厄爾.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1924年10月1日至現存)。他是美國的第39任總統,任期由1977年1月20日至1981年1月20日。卡特生於喬治亞州一個祇有數百人口的「平原鎮」(Plains, Georgia),父親是個農夫,又在鎮上經營一家小店,母親是醫院護士,他是家中長子,還有三名弟妹。卡特自幼喜歡閱讀,高中畢業後,於1943年進入海軍官校,1946年畢業後便從軍。

話說開去,卡特曾因為在出任總統前的兩次親身經驗,已對國民黨政府留下不良印象,多少也影響他在出任總統後處理臺灣問題的態度。首次事件發生於1949年,卡特跟隨軍艦到達中國青島,當在街上購買紀念品時,目睹國民黨軍隊以刺刀威脅一些不同年齡的男子充軍,他就判斷蔣介石的政權可能不會長久。數個月後,當卡特隨軍回到美國珍珠港時,就傳來消息說,國民黨軍隊已經完全被共產黨軍隊逐出大陸,播遷臺灣。這是卡特對仍處大陸由蔣介石任總統的國民黨政府第一個不良印象。

第二次事件發生於二十七年後(1976年)的春天,卡特以喬治亞州州長身份,爭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當時在喬治亞州平原鎮他老家的一些鄉親們,突然被邀請免費遊覽臺灣。他們到達臺灣後,不但被盛宴款待,更被高官接見,臨離開時又獲餽贈厚禮。其後,卡特在自己撰寫的回憶錄中批評說,臺灣政府此舉「無非想利用我的鄉親們去影響我,如果我一旦當選了總統,不要去履行美國對中共的外交承認之承諾。」這是卡特對播遷臺灣由嚴家淦任總統的國民黨政府第二個不良印象。

事實上,卡特入主白宮後,他的基本信念是﹕中國具有世界上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口,美國絕對不應長久忽視它的存在。卡特明瞭,尼克遜於1972年訪華與周恩來簽署的《上海公報》中,明確地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之一省。」就是已經清楚表明美國在外交承認中共後,必須與臺灣斷絕外交關係,而1973年中美兩國同意在對方首都成立聯絡辦事處,更是趨向外交承認的一個當然途徑。

因此,卡特認為,給予中共外交承認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問題祇是如何處理臺灣。長久以來,臺灣安排在美國的遊說力量非常雄厚,尤其美國國會更是偏向臺灣的國民黨政府。故此,卡特在執行給予中共外交承認的過程中,必須小心翼翼、謹慎行事。

話說回來,1976年11月,卡特當選總統。在就職前,他請教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簡報當前美國外交上的重大問題,特別是如何應付中共。基辛格坦白告訴卡特,中國人在問題上的討價還價非常精明,很難對付;不過,他們亦深知美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仍在阻擾全面關係正常化之進展,因此,中國領導人會耐心等待。卡特又詢問可否信賴中國領導人,基辛格回答說,中國一旦與外國達成協議,他們多會照章行事;相反地,蘇聯卻完全不同,他們專找漏洞,得寸進尺,不可不防。

卡特詳細閱讀所有基辛格和尼克遜與中共各領導人的會談記錄,也研究福特關於中國問題的看法和說明。他明瞭美中外交五年來已經完成的部份,及今後仍需努力的地方,特別是關於美國和臺灣的關係,今後應該如何處理;更重要的是,應如何直接坦誠地向美國人民解釋這項錯綜複雜、極度敏感的政治議題。

1977年2月,也是就職總統後的第二個月,卡特召見中共派駐美國的聯絡辦事處主任「黃鎮」﹐就美中關係之推進交換意見,並表示希望中國領導人訪問美國。黃鎮堅定地回答說,祇要臺灣仍有大使館駐在美國,則中國領導人拒絕訪問美國。同年5月,卡特在其外交政策演說中,公開說明應該繼續推動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重要。不久,卡特派遣前美國全國汽車公會主席「伍德考克」(Leonard Woodcook) 為美國派駐北京的聯絡辦事處主任,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

當時卡特已經摸索清楚中共對於關係正常化的「三不妥協」政策:
(一) 美國必須中止與臺灣所簽訂的協防條約;
(二) 美國必須與臺灣斷絕邦交;
(三) 美國必須撤退在臺灣的所有駐軍。

同年八月,卡特派國務卿「凡斯」(Cy Vance) 訪問北京,轉告中共領導人,他可以接受中共的條件,但也提出要中共接受他的臺灣政策:

(一) 美國將繼續軍售臺灣防衛性武器;
(二) 美國將和臺灣維持一個非官方關係;
(三) 中國與臺灣間的爭執應該以和平方式解決。

卡特訓令凡斯,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寧可放慢腳步,也不能更改以上政策。相對地,中國亦是寧可等待,也不願意接受美國對於臺灣問題上的政策。至此,美國承認中共一事,呈膠著狀態。

1978年5月,卡特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布內辛斯基」(Zbigmiew Brzezinski) 訪問北京,儘量探測各種問題的解決辦法,但不作任何決定。卡特認為,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不能再拖延,與中國關係良好,不僅可以牽制蘇聯,同時在處理諸多國際問題上,如越南、高棉、韓國、阿富汗、葉門,及與第三世界之聯繫等等,均需要與中國密切協調。

經過五個多月的努力,美中兩國終於在建交問題上達成初步協議,卡特將建交條款送交伍德考克轉致中國領導人。該條款中規定:在廢除與臺灣簽訂的協防條約後,必須還要再等一年始可失效;在協防條約失效後,美國還要繼續軍售臺灣防衛武器;今後的臺灣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去解決。卡特並訂出1979年1月1日為美中正式建交日期。

鄧小平在北京召開領導人高級會議,於會議後回復卡特,不能接受卡特關於臺灣問題的處理方式,祇同意在12月13日接見伍德考克時再作商討。卡特與其國務卿凡斯及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內辛斯基緊急會商,決定在臺灣問題上絕對不能讓步。於是,他訓令伍德考克,必須完全依照美國原先的條款與鄧小平力爭。同時,卡特又要布內辛斯基召見中共派駐美國聯絡辦事處主任黃鎮,要他轉報鄧小平關於美國的堅定立場,並要特別聲明這一切的決定,均是由總統卡特親自拍板,不容任何更改。此外,也請黃鎮轉達美國總統邀請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於正式建交後訪問美國。

12月13日,鄧小平接見伍德考克,終於面告這位美國派駐中國代表:「我們決定接受美國的建交條款;本人也決定接受你們的總統之邀請訪問美國。」

卡特為求早日與中共建交,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動提出建議,怎可不墜入鄧小平的老謀深算?萬幸他在最後關頭,猶能堅守他的建交條款,否則,那裡還有現今「一中一臺」的兩岸關係!可幸後來又有《臺灣關係法》,帶來臺灣數十年的安定,直到今天。

綜合來說,在美國與中共建交的歷史過程中,卡特總算能為臺灣設立僅餘的最後防線,即確定「一中一臺」的政治穩定局面,至於臺灣的社會經濟發展,則必須倚賴臺灣全民的自力更新。

第七位談論的美國總統是「喬治.靴伯特.布殊」(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1924年6月12日至現存;人稱「老布殊」,以便與其亦曾任美國總統的兒子「小布殊」作區別)。他曾擔任美國第43任副總統(1981–89)及第41任總統,總統任期由1989年1月20日至1993年1月20日。布殊生於「馬薩諸塞州米爾頓市」(Milton, Massachusetts) 的一個政治世家,父母是參議員「普雷斯科特.布殊」(Prescott Bush) 和「多蘿西.布殊」(Dorothy Walker Bush)。老布殊一生充滿傳奇,經歷從軍、從商、從政三個階段。

1942年,布殊畢業於馬州「安多佛菲利普斯學院」(Phillips Academy in Andover)。在剛滿18歲生日當天,他為報效國家,投身美國海軍,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尚未年滿19歲時,他就正式被授與任務,成為真正的海軍飛行員,派駐「聖哈辛托號航空母艦」(USS San Jacinto CVL-30),是當時最年輕的海軍飛行員之一,並曾擔任美國海軍魚雷轟炸機飛行員(服役期間為1942年8月至1945年9月)。1944年,他曾在一場於日本位處太平洋的離島 —「小笠原群島」(Ogasawara Islands;亦名Bonin Islands;在東京以南1,000公里) — 所發生之海戰中,在「父島」(Chichi-jima;小笠原群島之中最大島) 附近遭到日軍炮火擊中,跳傘逃生並獲美國潛艇救起,而機上同僚皆在此任務中喪生。

1945年9月,布殊退伍後進入「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 攻讀經濟學;1948年,獲經濟學學士學位,畢業後前往「德克薩斯州」(Texas) 加入石油探勘業,盈利豐厚。1951年,與伙伴合作創辦「布殊-奧弗比石油開發公司」(Bush-Overbey Oil Development Company);1953年至1959年間,布殊是「扎帕塔石油公司」(Zapata Petroleum Corporation) 的創辦人和董事;1956年至1964年間,則出任「休斯頓扎帕塔近海石油公司」(Houston Zapata Offshore Company) 總經理。

1964年,布殊開始從政生涯,當時他是「德克薩斯州哈里斯縣」(Harris County, Texas) 的共和黨大會主席。1966年,他當選為國會眾議員,曾任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委員。1971年至1973年,他出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1973年至1974年,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1974年至1975年,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1976年至1977年,出任中央情報局局長。1977年,民主黨的卡特就任總統後,他離開政壇,擔任過賴斯大學副教授,並返回德克薩斯州經商。他同時還是達拉斯、倫敦、休斯頓等地第一國際銀行和一些公司的董事,也是哈特基金會會長。

1970年,身為共和黨員的布殊,經已擔任三任共六年的聯邦眾議員,行將屆滿。當時共和黨內一些領袖包括總統尼克遜在內,都積極遊說布殊改選聯邦參議員,挑戰德州民主黨籍的現任聯邦參議員 Ralph Yarborugh。尼克遜明告布殊,如果競選參議員失敗,他將考慮指派布殊擔任政府的一個高職。

最後布殊決定競選聯邦參議員,結果卻不幸落選。尼克遜果然實踐諾言,向國會提名布殊出任美國派駐聯合國大使,震驚朝野,人們都質疑這位毫無外交事務經驗的參議員落選者,是否有能力去勝任這個美國大使職級中最高級的大使職位。國會表決通過布殊的任命案,他於是到紐約聯合國走馬上任,遭遇當時蘇聯派駐聯合國大使「馬立克」(Yakov Malik) 的屢次刁難,而第三世界的聯合國代表們也是同樣地難於應付。不過,最令布殊永遠感到遺憾的任內工作,卻是他沒有完成將臺灣仍然保留在聯合國內的「雙重代表權案」。

1971年秋天,美國面對的國際政治形勢,已經無法籠絡足夠的多數票,抵擋中共欲進入聯合國為中國人民的官方代表。在這情形下,「雙重代表權案」不失為一個特殊但比較可行的解決方式。因為此案如獲得通過,臺灣的國民政府將仍可保留在聯合國內,與中共的代表,同為聯合國的會員國,這是美國在當時嘗試唯一能做的事情。

因此,布殊以美國首席代表的身份,全力去爭取一些拉丁美洲、非洲及亞洲國家代表們,屆時投票支持美國的方案。經過一番努力,布殊估計應該可以獲得其所需要的票數。誰能預料,1971年10月25日的投票結果,原先答應布殊支持美國提案的十五個國家代表,意外地都臨時改變主意,投下了缺席票,造成五十五票贊成、五十七票反對。結果,中國代表權一案,無法成為必須有三分之二以上會員國同意始可提交大會研討的「重要問題案」。

既然不能成為「重要問題案」,乃逕行提交大會投票,於是「排除臺灣、接納中共」一案迅速為大會通過。布殊辛苦籌劃的「雙重代表權案」,胎死腹中,根本沒有提出討論的機會。從此,自1945年10月24日聯合國創立以來,就擔任「聯合國主要創始國」(United Nations Founding Members) 之一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五名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華民國,被聯合國正式排除於會外。

當此案表決通過時,一些平素反美的小國代表們表現興奮,在聯大走廊上跳舞慶賀。事實上,這批小國代表們並不是討厭國民黨主持臺灣的中華民國,也不是絕對喜歡共產黨主政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慶賀的是,終於打敗財雄勢大、世界霸權之聯合國地主國 — 美國。當時臺灣的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劉鍇」於表決通過後,憤而退出會場,當劉鍇行經布殊座位旁時,布殊立刻站立起來,以手臂環抱劉鍇的肩頭,深致歉意。若干年後,布殊在其自傳上追述這段往事,仍表示遺憾不已。

1971年是臺灣的中華民國永遠不能忘記之年份。該年初,基辛格靜悄悄地到北京和毛澤東、周恩來握手言歡;同年7月15日,尼克遜宣佈他將親自去北京與中共領袖見面(見網誌306〈美國總統與中美外交(續篇)〉);則全世界也知道美國要改變對中國的外交政策。諷刺的是,同年10月25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布殊同一時間卻仍然要求中立國家代表們投票反對北京進入聯合國,這是一項絕對自相矛盾的美國外交政策﹗在此前題下,怎可奢望坐鎮聯大的布殊,能如何有效推動「雙重代表權案」﹗因此,儘管「雙重代表權案」的用意何等良好,亦儘管中華民國曾對聯合國的貢獻如何深遠,現實歸現實,布殊怎還能夠達成他的「使命」﹗

同年(1971年)11月11日,中共派駐聯合國代表團在副外長「喬冠華」及大使「黃華」的率領下,進入聯合國會場,喬冠華並首次向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標緻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取代中華民國自1945年10月24日聯合國創立以來,所保持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名常任理事國之一的身分。

1974年8月9日,尼克遜因「水門醜案」(Watergate scandal) 被迫辭去總統職務,由副總統「福特」(Gerald.Ford) 繼任總統。到任不久,福特召見布殊,調整他的職務。福特向布殊提供兩個選擇:一個是駐英國大使;另一個是駐法國大使。可是布殊卻要求派他去中國,擔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辦事處主任;於是同年9月,布殊與妻子帶著愛犬抵達北京,再次回到他的外交官生涯。這第二次的中國外交官生涯,主要是聯絡關係、風花雪月,若與上次相比,實在輕鬆很多。布殊的兩次外交官生涯,都與中國有密切關係,據此或許可以說,布殊可能是美國歷任總統中,在未當任總統前,就已最瞭解中國和臺灣的一位總統。

1979年,布殊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失敗,接受當選人「列根」(Ronald.Reagan)的邀請,擔任其副總統候選人,結果做了列根的八年副總統。1987年,布殊才自己當選為美國的第41任總統。

綜合來說,面對美中建交的歷史大洪流,老布殊在國內國外都是勢孤力寡,個人雖然全心盡力,為臺灣爭取最大政治利益和國際地位,卻還是枉費工夫,失望收場。

總結上述兩位美國總統與中國的關係:卡特出任總統在先,老布殊出任總統在後;相反地,老布殊卻處理美中關係的「聯合國代表問題」在先,卡特處理美中關係的「正常化及建交問題」在後。由此觀之,則老布殊祇是以「非掌權者」身分處理中國的聯合國代表問題,而卡特卻可以「掌權者」身分處理美中的正常化及建交問題,兩者之間的成敗關鍵,顯淺易見;而美國在這兩段時期的美中外交政策,先藉「暗渡陳倉」,後憑「明修棧道」,亦不言而諭。

另一方面,自清朝積弱不振,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早已欠缺主導地位,直至中華民國年代,才見改善。首先,及至1943年2月,宋美齡在美國國會向參衆兩院議員發表演說,再歷時一個半月的走訪美國各大城市遊說,促進蔣介石代表中國與英美領袖參加同年11月舉行的「開羅會議」,中國在國際上才再露頭角。其次,又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自1945年10月24日聯合國創立以來,既屬創會會員,也同時贏取安全理事會五名常任理事國其中之一的身分。其三,七十年來的美臺關係,至今仍能保持藕斷絲連。凡此國際關係,則國民黨政府的蔣介石與宋美齡當年在國際舞臺上之努力,亦非「成王敗寇」的歷史觀點所能完全抹殺。

筆走至此,雅帆想起老師曾講及有關《禮記.禮運大同篇》和聯合國的一個國際關係故事。話說當年中華民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名常任理事國之一,於1968年4月28日,南京政府將一塊藍色大理石碑,上面鐫刻國父孫中山先生手書的《禮運大同篇》,贈送給聯合國,被放置在大門口作為屏風。

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改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代表權而進入聯合國。於1974年9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中華民國贈與聯合國豎立在聯合國大廈前的《禮運大同篇》石碑撤除,改送成昆鐵路象牙雕刻取而代之。這次撤碑事件,與當時中國大陸「批林批孔」的政治鬥爭有密切關係,亦是一石二鳥,順手除去中華民國贈送的紀念碑。當年聯合國秘書處的泰勒博士及一些國際人士雖曾極力反對,卻未能守住石碑,祇有將石碑遷移至典藏室收藏,永遠不見青天白日。

常言道:「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國際政治舞臺尤其是講求現實與利益的地方,中華民國被排除於聯合國大會門外,立即遭受冷待之餘,連放置在聯合國大廈前的一塊紀念石碑也不能守住,情何以堪!若要中國和臺灣仿效南韓和北朝鮮的同時出席聯合國大會,簡直是痴人說夢!亦可盡見中國人的悲哀!

備註:本文部份資料,取材自:
(一) 《傳記文學》月刋於2010年8月號(第九十七卷第二期)刋載由旅美作家馬德五撰寫一篇文章,題為《近代以來七位美國總統的中國緣 — 從晚清到中華民國(下)》;
(二) 《維基百科網頁》,
謹此鳴謝。
另外,本文附載美國兩位總統的照片,下載自《維基百科網頁》,亦謹此鳴謝。

附圖一:美國總統卡特

附圖二:美國總統老布殊

這篇文章發表 於 星期一, 四月 15th, 2013 1:01 上午 在 邁向現代 Road to Modernity. 你可以回應這篇文章透過 RSS 2.0 feed. 你可以 留下回覆, 或 引用 從你的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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