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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傑英話中華

作者 : 雅帆   在 國際視野 A Global View

雅帆在網誌20〈外國學者談中國現代史〉討論中國和台灣學者由於政治背景或民族主義高漲的影響,所出版的中國現代史不免流於徧頗,惟有向外國學者的著作尋求相對客觀的中國現代史資料。香港電台電視部近期製作的《傑出華人系列》專輯,其中一集介紹旅美華裔歷史學家余英時,內容在探討其個人發展歷史的同時,亦深入剖析他對中國歷史的看法。

正如專輯所述,余英時早期曾被中國及台灣學者所批評排斥,但最後卻能同時被中港台兩岸三地的學術界廣泛接受及讚譽,在國際學術界備受推崇,其著作並獲高度評價、大量出版及再版,2007年更流行「余英時熱」,究竟余英時有何獨特之處?雅帆推薦各讀者到香港電台電視節目網頁重溫該專輯,定可獲得莫大啟發,網址是:http://www.rthk.org.hk/rthk/tv/successtories2007/20080106.html。

余英時祖籍安徽潛山,1930年在中國天津出生,1949年入讀燕京大學歷史系。1950年隨父母到香港,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師從國學大師錢穆,1952年成為第一屆畢業生。1955年被推薦遠赴美國哈佛大學繼續進修,師從楊聯陞,取得歷史學哲學博士學位,1974年並獲頒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是當代傑出歷史學家和漢學家。

及後,他的五十年教學生涯,分別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任教。1973至75年,他曾回到母校新亞書院任院長,並兼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他從歷史深入社會文化,以中西學說解構各種問題;首先由儒家的人文主義出發,綜合中西學術的文化理論,再經過嚴謹考據和驗證,發展出獨到的學術思想,每一次研究發表都引起學術界的討論。

余英時大部份著作都以中文發表,這些著作不祇在學術上有貢獻,更曾經分別影響了台灣的民主思潮,打開了大陸的學術眼界,為中國人文學科學者開拓了一套被普世認同的研究方法。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教授評論余英時的文章說:「余先生的文章好看,因為他就像梁啟超,筆端常帶感情,從命題、取材、分析、討論都有對文化的關懷在裏面。」其談話顯示出余英時與中國知識分子同樣關懷一致的事情,故此他的著作能超越學術,進入公眾。

他的文章在過去三十年間陸續在各地風行,思想論述影響了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主要著作包括:《歷史與思想》、《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士與中國文化》、《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等。

2001年退休後,余英時仍然持續研究,不斷發表新著作;他仍然關心中國文化的發展,繼續肩負知識分子的責任,更以身教去感染其他人,表現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情操。「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余英時兼通東、西方的文化思想,並帶領中國人文研究到達新境界。

2006年12月,余英時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素有人文學科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2007年10月,他接受日本關西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在「傑出華人系列」專輯中,雅帆覺得最精彩處是余英時追憶慨談充滿「香港情懷」的一段個人發展歷史,既是香港真實的歷史,亦是許多生活在殖民年代香港人不可磨滅的共同歷史,相信許多這羣 — 包括已移民海外的 — 香港人都會產生共鳴。余英時以其親身經歷,剖析在動盪年代巧遇香港這片「安樂避世鄉」的莫名欣喜:「我在深圳羅湖關口坐了一夜,等待第二天天亮入境香港,就在跨過羅湖的一瞬間,我得了一個畢生難忘的感覺:突然我頭上鬆了,好像一個重大的壓力沒有了。不知道為甚麼,但我相信在共產黨裏面有一個壓力,思想上的壓力,那壓力就在過橋的一刻,頭一鬆就消失了。這是我真實的感覺,如果講自由不自由的感覺,那是真實的。」

他直言情繫香港,娓娓道出曾在香港度過的幸福生活:「我對香港一直有感情。五十年代當學生時跑遍大街小巷,雖然開始時不習慣,很想回去;待久了,發覺真的自由,無拘無束。雖然是殖民地,但我們也不管政治,殖民地跟我有甚麼相干呢?」

他語重深長地提醒香港人,必須珍惜在香港這片福地努力累積得來的可貴之處:「要不是在香港成長,我沒有今天這種自由想法。如果在共產黨或國民黨教育下長大,一定會思想受限制,有些東西不能想,根本不敢去想,我可以斷然到時會跟現在不一樣,這個我歸功於香港,我希望這種好東西不要丟掉。現在香港的言論說話的人,慢慢自我控制,不是別人控制你,你要迎合大勢力,怕得罪他,怕自己的利益受損,那就會越來越限制自己。不用別人給你洗腦,自己自我洗腦,香港有這個危險性,開始一個自我洗腦的過程。如果我這句話對香港人有意義,這句話我是要說的。」

余英時糅合昔日親身經歷的個入體驗、當下抽身而出的客觀批評、再加上一份深厚的「去國情懷」而成的心理狀態,講出上述一段真摯的說話,仿似出自一位久別重逢的老朋友、舊街坊,雅帆深受感動。不過,當香港人仍然身處福地,或許在失去之前,未懂珍惜過往的幸福經歷;或在「北水南調」的厚利當前,需要設法忘掉和否認殖民生活的歷史烙印;再或在回歸後才出生的新生代,從未經歷殖民生活的洗禮,則余英時的一番肺腑良言,也就變成順溜過耳的風涼話。雅帆曾經聽過一名中學生致電一個電台節目,理直氣壯地認為香港今日的成就,全憑匯集戰後來自中國各類精英的優良質素,否定與殖民香港任何環境因素有關,並得到節目主持人的公開認同和嘉許,可見香港人已開始了自我洗腦過程,遺忘過往真確的殖民歷史;事實是否如此,留待各讀者公平的判斷!誠然,不論幸福或痛苦、歡愉或仇恨的歷史總會過去,無法留住,亦不能洗掉;重點在人們應持甚麼態度去記錄歷史片段,怎樣將過往的經驗教訓薪傳與後來者,作為開拓社會新方向的參考。

余英時指出認識歷史的重要:「每個人都有歷史,你要瞭解一個人,就要瞭解歷史。」他強調做學問祇求真話實說:「所謂吸引力,並非我的言論有何特別,祇是我說了他們想說又不能說的話, …… 不是我的話有甚麼特別,有甚麼吸引人之處,有甚麼神秘、奇妙,這些都沒有,祇是最普通的話;我說普通的人話,我也不說鬼話,不說神話,祇說人話。」

余英時認為得獎除了是個人的榮譽,更重要的是對所有華人知識份子的肯定,特別肯定了以中文從事學術著述的國際地位。他一方面融匯中西學說以解構各種問題,但亦同時指出以本國語言來書寫歷史的重要:「法國人寫法國史,德國人寫德國史,意大利人寫意大利史,重要著作都是原文。那為甚麼中國史非得寫英文,才能成為國際著作?我要用中國語言來寫中國歷史,期望中國語言能成為國際語言。」

余英時強調人文精神,重視中國文化中長久注重的道德教育:「我對政治基本上是沒興趣,我說話祇是站在人的尊嚴,覺得應該說幾句話,基本上是從文化的觀點出發的。」他指出要建立一個民族的文化,絕無捷徑,卻要透過國人經驗的累積和世代的努力:「文明是一點一滴造成的。」

在現今世界,不論中外社會都缺少了一份道德勇氣。余英時在其普林斯頓家居的後園滿植一片竹林,就是提醒自己要保持氣節:「勁節嘛,一個人有沒有勁節,就常常想到竹子。竹子是有節的,又很直,這是一種道德的象徵。中國文化是講道德教育,講得最多、最長的一個文化。做事要真,不能虛偽;不能因為眼前、在世和個人的利益,就把自己相信的原則都丟掉,那樣是失節。許多人在新皇朝、或新的政治勢力起來以後,明明不相信,也說假話,表示我對新的政權擁護,這些就是失節了,沒有氣節。」余英時談論的「失節」,也就是包括雅帆講及現代人輕易喪失「智者的忠誠」 — 一項個人性格特徵 — 的現象(見網誌52〈智者的忠誠〉及網誌56〈「智者的忠誠」續篇〉)。

余英時不單鑽研抽象的思想理論,更着重在生活的層面去實踐概念:「我們重視的不是抽象的講公平、正義,我們希望有富正義感的人、富公平感的人,這是東方教育所能提供的。」香港的一些獨立法定機構,肩負推行公平、正義的事務,除了要協助香港人瞭解和發展公平、正義的理念外,更重要的成功先決條件是機構人員個人對公平、正義工作的認同與承擔,假若祇待之以「一份糊口職業」的輕蔑態度,本身缺乏公平與正義感,更遑論去培育市民的公平與正義感,則其工作成效必受限制,這些機構亦不過形同虛設。余英時的觀點正是一針見血,值得香港人反思。

余英時和許多旅居外國的中國人一樣:「關切中國事;懷抱中國心」。他以滿腔去國情懷、感慨而帶點無奈的複雜心情為專輯作總結:「最近給人寫序,引用了Thomas Mann 的話,Thomas Mann 流亡在美國,人家問他:『想不想德國?』他說:『當然想念。』人家問他:『怎麼辦?』他說:『沒關係,我在哪裏,哪裏就是德國。』現在我的感覺大概也是這樣:『我在甚麼地方,甚麼地方就是中國。』」

雅帆覺得專輯內容是透過敍述余英時的個人發展經歷,介紹其中國歷史觀點,平實簡潔,沒有深澀難明的大道理,並洋溢着豐富、真摯、親切的感情,值得曾經嘗過近似經歷的香港人再三回味。

每當讚譽華人在世界上的傑出成就時,常令人提起的都是科學家、數學家,近年在人文學科方面有成就的,相信余英時可算是第一人;他的過往經歷,彷彿隱藏着現代中國的影子。雅帆雖在人生路途上曾與余英時擦身而過,但之前未有讀過他的著作,故此對他有點陌生;他在專輯談論的香港經驗和中國歷史觀點,卻又似曾相識,並滲透着一份真摯親切,於是對他就產生了一種既遠且近的矛盾感覺,希望日後能多讀一些他的文章,添加一點對他的認識。

備註:上文引述部份,撮錄自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傑出華人系列》2008年1月6日播放的《余英時專輯》,謹此鳴謝。

這篇文章發表 於 星期五, 二月 15th, 2008 5:33 下午 在 國際視野 A Global View. 你可以回應這篇文章透過 RSS 2.0 feed. 你可以 留下回覆, 或 引用 從你的個人網站.

One comment

雅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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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的大學生活,於五十年代的香港度過,其箇中境況與情懷,相信透過《新亞校歌》最能貼切反影。《新亞校歌》由創校校長錢穆先生作詞,黃友棣先生譜曲。其歌詞云:

「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
十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睏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往事如煙,流年似水,祇堪舊人回首,那得新人顧盼。物換星移,時代進步,現今社會物資豐盛,「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的困境慶幸不再重演。相反地,當下香港新生代大學生受到百般呵護庇蔭,未知會否影響了奮進學習才情?兩肩難挑千斤擔?「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的少年豪情不再?前人的歷史經驗教訓,已遭摒棄?

二月 17th, 2008 at 10:28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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